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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的是，有幸一辈子主要都干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城市规划和建设。1952年，作为梁思成的弟子，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周干峙大学毕业。碰巧的是，建筑工程部(现住建部前身)也于这一年刚刚成立，一毕业，周干峙便被要到建筑工程部。
此后的60年，周干峙一直工作在城市建设与规划一线，对共和国建筑规划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能说都经历，但经历得比较多”。从“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到“八大城市”;从西安的总体规划、唐山、天津震后的重新规划，再到深圳的开发规划;从国内“城市化”概念的最初讨论，到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的起草，以至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设计，周干峙都从未缺席。
与许多人不同的是，他虽身居中央部门行政领导的岗位，但从未离开第一线的专业技术工作;他虽戴着两院院士的头衔，但“始终没有停止动手、动笔”。如今，他虽已80多岁的高龄，但“眼前的活还特别多”，忙碌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各地的各种学会、论坛以及城市设计的项目规划会上。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市交通、建筑节能、环境保护、文化继承等等重大话题的讨论中，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
对中国日益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周干峙认为，中国有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伟大的历史成绩，同时也有许多可以总结提高的地方。在他看来，建筑与人、自然的和谐是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能源消费也是建筑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设必须为节能环保服务;对各地鳞次栉比、互相攀比的高楼大厦，周干峙提出在建筑能耗已占我国总能耗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要避免高层建筑陷阱。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浪费，周干峙力行力倡节约文化。
更难得的是，在许多人眼里，这位规划大师敢讲真话，敢提意见，只要涉及到自己的专业，从不推诿回避。在2012年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周干峙勉励年轻的同行们，“作为老师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说话，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历史任务”。
在周干峙看来，搞规划的人，既是幸运的，又是倒霉的。幸运的是，有机会运用所学专业为城市谋篇布局;倒霉的是，所谋与所想往往超越现实，壮志难酬。
也许是搞设计施工出身，周干峙给人感觉干练、平和。在住建部办公室等他的时候，秘书接了个电话，告诉本刊记者，周部长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出发了，待会就到。采访中，聊得兴起，他浑然不觉时间过去多久。
西安：保护城墙非我一人之功
1930年，周干峙出生于苏州。后即迁居上海，时局动荡，少年时期的周干峙频繁换校，读过英国人办的工部局学校，也读过汪伪政府的学校、国民党政府的学校，最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2年8月，为“一五”计划做准备，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大学刚毕业的周干峙被调遣过来，参与了156项重点工程的厂址选择和重点城市的规划设计。他跟随苏联老师四处出差，投身于当时项目最多的西安市的选厂与城市规划工作。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专业规划人才非常稀缺，加上保密的原因，因此技术人才更加稀缺。西安懂城市规划的，只有一个做施工的老工程师，建筑出身的周干峙根据工作需要，迅速接过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大任。扎实的专业基础很快显露，苏联老师也称赞他的徒手画和建筑画画得不错。
对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西安，古城墙的存废成为城市规划的争论焦点。一些人说，北京都要拆了，西安还保留什么?忆及这段历史，周干峙对本刊记者说：“保护西安城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当然主张保护，因为我是梁思成的学生，我知道他的思想。”
当时，“搞规划的都极力主张不要拆”。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看，修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无疑值得保留，此外，修好护城河对外开放，也是很好的城市特色。当时还有同志说，抗战时期，西安城墙被挖出许多防空洞，现在还可以防原子弹的冲击波，这个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层领导的决策，最后决定了不要拆，留着没什么坏处。
西安古城墙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西安这座文化古都最为亮丽的风景。
“这个功劳还要归到西安市规划局的一些老同志”，周干峙告诉本刊记者，他们随后整修了护城河，补砖添瓦，将城墙一带修成风景区。在周干峙的回忆中，当时搞规划的人与西安市行政领导(包括李庭碧、何家成等人)意见一致，非常难得。
“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规划设计管理机构的建立工作。除西安外，当时重点规划的城市还有兰州、包头、武汉、洛阳等八个城市，正是这些城市打下了共和国最初的城市与工业基础。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再无如此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
唐山、天津：从算账到规划
“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国家需要去哪里就到哪里去”，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道德律令。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周干峙又很快被派去做唐山的震后恢复建设规划工作。“我们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个帐篷，住在里面抓唐山的救灾规划。”唐山的重建规划基本完成后，天津的问题提出来了。
天津震后没有唐山死的人多，当时国家首先面临的是唐山的救灾。二三十万的难民没有地方住，所以震后建设部的重点任务是恢复重建唐山。搞了两年后，有领导发现天津的经济损失很大，大过唐山。尤其是天津住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的“三级跳坑”问题十分严重。领导马上指出：不光要支援唐山，还要支援天津。时任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规划组组长的周干峙，马上带人从唐山转到天津。
到了那里，周干峙才知道天津的救灾规划为什么天津市自己做不了。当时天津有规划局和计委，按照分工，震后规划盖多少房子，盖在哪里，首先由计委做计划，其次由规划局做具体规划。可搞计划的人不掌握图纸资料，不了解损失现状，坏了多少房子、多少管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周干峙带领的工作组开赴天津后，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根据规划局的资料基础，把救灾规划所需要的资金算出来。
“我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算账，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要24.6亿元，每年要投入8.2亿元，分3年完成。”
这笔资金报送中央批下来后，紧接着来的是房子怎么盖、盖在哪、盖什么样的房子等一系列规划问题。于是，周干峙又被留下来当了天津市的规划局局长。如此又是两年――周干峙在天津呆了四年，重塑震后的天津新形象。
在不远的前方，一个更为艰巨而崭新的城市规划任务还在等待着他。
深圳：一个城市规划的范例
与西安和天津截然不同，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的规划几乎从零开始。
1979年，深圳由原来一个不到1万人的小县城升级为地区一级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国家建委决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刚刚结束天津唐山震后重建规划的周干峙被被派往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
“历史证明，深圳的城市规划是成功的，幸亏有这个规划，深圳才有今日的发展”，谈起深圳特区的规划工作，周干峙难掩激动，“说来话长，它解决了新的问题，积累了新的经验，特别是在深圳，专业人员与行政领导通力合作，整个规划是大家一笔一划地深入探讨、设计出来的”。
“深圳最成功的一条，我觉得是当时的行政领导跟老师学者、专业人员密切结合，事无巨细，共同商量，现在较少能做到这一点。”
讲到当时的行政领导，周干峙一下子就点出来三个，市委书记梁湘、市长周鼎、主管规划的副市长罗昌仁。周干峙本人由国家建委主任谷牧直接派去，当时虽然没有总规划师的头衔，但他却实际承担着深圳市总规划师的角色。
深圳最初的人口规划，谷牧找人研究后初定为70万。可周干峙从专业角度一算，发现对于深圳这样未来快速发展的口岸城市，36平方公里的土地放70万人太少，实际规划按100万人做，考虑到特区的流动人口，再考虑到交通，事实上将规模做成了一个不断滚动的“活的概念”。最后，当他按120万人规划、160万人可延展，画出规划图后，同样没人反对。
确定了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五个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调节，也为后续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规划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提供了空间、节约了成本。
在深圳的规划、建设中，老师与官员配合良好的例子数不胜数。
大致的布局确定后，像现在一样，很多单位来占地方。深南大道市中心南侧的地皮很快被划分出去了，鉴于这块地皮的重要，周干峙看后向当时的市长王炬提意见――这块地皮还未做详细规划，不能马上划出去。最后，市长亲自出面，给予一定的赔偿后又拿回这块地皮重新规划。
在周干峙看来，深圳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是，规划不离建设，每项建设都要经过规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大的区县规划定后，深圳需要首先修建一条老城往西的道路。许多人觉得应该修贯串城市的深南大道，周干峙力排众议，认为在整体规划还不够的情况下，不宜先修建牵一发动全身的深南大道。最后，市政府先在特区北边修了北环路，避免与将来深圳的总体规划发生矛盾。
深圳市中心的建筑则开国际招标的先河。在大批外国建筑师的方案中，市政府最终选中一位华裔美籍设计师的方案，没有建高楼，将市政府放在“中心”的边上，“全国唯有这个市中心，市政府接纳了规划人员的意见，叫‘市民中心’”。
提出的意见几乎都得到市政府支持，周干峙也不断陷了进去，“有工作需要我就去，结果变成了蹲在那里，参与了每一栋主要的建筑、每一条主要马路的修建”。这样一晃又是四五年。
功夫没有白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上百万人口，按规划建出来，而且建得如此完整、如此合乎功能。”这份“得意之作”，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际建筑师协会阿勃克朗培奖――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的颁奖者正是当年“梁―陈”方案提出者之一陈占祥先生在英国的同学。
2010年11月19日，由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周干峙被授予日本建筑科技方面的“大林奖”。该奖设立于2000年，现已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幸运与倒霉
做了60年的城市规划，周干峙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搞规划的人，往往是幸运的，也往往是倒霉的”。幸运的是有机会运用所学，打造一张张城市的面孔;倒霉的却是想法超越现实，被冷酷的现实所击碎，他的老师梁思成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本刊记者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幸运多一些还是倒霉多一些，周干峙回答差不多。规划西安、天津、深圳，都是幸运的，但在平时工作中，尤其是挂着部长的名义去推动一些事情时，却往往做不到。
“我只有一个兴趣，就是把城市搞好”，但这份工作也有很苦恼的地方，“越搞越难”。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的不断飞升，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比如交通、环境、能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尤其是牵涉到的管理部门越来越多，推动起来也越难。跟城市规划相关的部门至少有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交通部。周干峙举了地铁的例子，“现在城市里的地铁属交通局管理，很好，也很不好。很好在于它本身搞车辆，搞机车轨道建设和铁道配套，但是交通部门的头脑里就很少有长远、全局的全市规划。”
在周干峙看来，搞规划难就难在这里，因为规划涉及到很多全局、部门的利益问题。
正如他参与的、他的师长吴良镛所开拓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学，城市规划除了学科自身的交叉特性外，必然还面临着历史、政治、文化、社会、体制诸多因素的重重影响。一代规划人，倘要将纸上理想践行大地，谈何容易!这也正是吴良镛先生所讲的，“做规划的人，就是要训练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知其难为而为之，知其难言而言之”，从周干峙的身上，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儒者柔以进取的那份担当。对规划师而言，“作为专业的人要讲，作为行业要争，你不是为个人，你的特点就是整体，没有这一点，哪有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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