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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间，到过多个城市，做过多种工作，长的几个月，短的一星期……目前，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旅游式打工的现象。“旅游”打工、打工旅游，到底有何不同?他们频繁更换工作为哪般?对个人、对社会、对企业有何影响?请看记者调查。
“这些年在不同的地方打工，做过艺术玻璃学徒工，当过焊工和摩的司机，也尝试过自己创业。”2月19日，24岁的柴兵兵告诉记者，今年是他离家出来打工的第九个年头。
从离开河北邯郸老家，到北京、邢台、天津、无锡打工，如今又回到北京，柴兵兵目前是一家公司的销售人员。
年轻务工者频繁换工作，“不像打工更像旅游”
“那时候就想自己养活自己，不给家里添麻烦。”柴兵兵对第一次打工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8年前，柴兵兵不顾家人反对，退学来到北京，在一家艺术玻璃厂做了学徒工。“包吃住，月薪150元。16岁的小孩，有个工作就不错了，也想学点东西。”柴兵兵说。
在艺术玻璃厂干了两年多，觉得工作环境对身体不好，柴兵兵辞了工作，回老家去学焊工。“学完后，我被分配到邢台的一家汽车制造厂当焊工。”他说，自己对这个工作一直兴趣不大。
两年后，柴兵兵再次辞职，南下江苏无锡，找到一份焊广告牌的工作。在无锡人生地不熟，内心孤单，柴兵兵工作了几个月后又回到家乡邯郸，用几年打工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开了一个小店。
坚持了一年，手里的钱几乎快投光了，却有出没有进，小店终于支撑不下去了。“这之后，又到天津一家工厂上班，晚上还当过摩的司机，一个月下来能攒上四五千块。”柴兵兵说，但为了有“更好的发展”，一年多以后，他再次辞职，来到北京，干起了网站建设和销售工作。“这8年间，换了四五个地方，做过不下七八份工作。”柴兵兵说。
在杭州市桐庐县一家家具厂打工的杨秀良今年刚满20岁，来自贵州省一座小县城的他在杭州已经打工快一年了。这一年中，他先是在西湖边的一家餐厅里做服务员，后来又到了现在这家家具厂，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生产橱柜。
打工的一年中，每逢休假他就会去周边的景点旅游。波光粼粼的西湖、山谷曼妙的九溪、超山的梅花、安吉的竹海，都让他流连忘返。为什么这么喜欢旅游?“一个人出来打工，也没什么朋友，到处看看、拍拍照也挺好的。”杨秀良告诉记者。
据职业介绍服务网站工众网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很多年轻的务工者或者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或发展，或者仅仅是为满足个人兴趣，频繁更换工作城市和工种。有人评价他们的经历说：“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
打工为旅游，还是“旅游”为打工?
在柴兵兵辗转南北，尝试着一份又一份工作的同时，他的同龄人何明奇也在走南闯北。
23岁的何明奇是重庆人，高中时代就迷上了自助游，大学时，他骑行过川藏线、滇藏线等线路。在川藏线上，他与同伴没钱继续旅行，只好给藏民帮工，以换得食宿。
自此，他对打工旅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之后的滇藏线和中国大环线的骑行中便一路打工，帮牧民放牧、做饭、干杂活换取食宿。
去年大学毕业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的念头跳了出来，何明奇决定利用两年的时间，一边打工一边旅行。
“计划下一站去尼泊尔，在杭州再呆半年就出发。”何明奇告诉记者，“打工旅游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慢慢欣赏风景，而且能认识很多朋友。”他笑着说。
在豆瓣网的打工旅游小组，网友们发布招工信息、征旅伴或是分享旅游经历，他们对打工旅游的定义是：“到异地或异国去打工，可以去农场、工厂、旅店，边打工赚旅费边游玩，给人生增加一些轨迹外的记忆”，“一般都是时间比较短的短期工作，目的是深入一地的生活获得更多体验或者为了节省和补贴旅行费用”。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何明奇这样选择打工旅游的，一般是都市白领、大学生群体，他们选择边旅游边打工，以休闲、增长见识为主;而像柴兵兵这样的“旅游”打工，则大多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求更好的待遇和发展时，一种相对被动甚至无奈的选择，与“旅游”并无多大关联。
回想起这些年工作的经历，柴兵兵这样告诉记者：“这8年间不停的换地方、换工作。就是想多学点儿东西，想有点儿发展。”他说，他的很多朋友也有不停换工作的经历，大多是因为对工资待遇不满意。
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已成普遍趋势
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一个课题组近期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短工化”就业趋势在农民工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普遍。
据这项调查，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
调查还发现，“短工化”趋势逐年递增。报告显示，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作，到处打工，实际上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谋求生计，以旅游为目的的是极少数。而一些白领把打工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目的是为了旅游。”有老师分析“边打工边旅游”的现象认为，这两个群体频繁换工作的本质是不同的。
据统计，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何江穗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典型的特点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学校直接到工厂的，多数人没有务农的经验，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事实上也只能留在城市里。他们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都和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像父辈年轻时打工那样，面临紧迫的生活压力，对工作和生活环境也有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选择权利。
何江穗认为，短工化趋势的表面原因，是农民工追求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深层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机遇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变化，使得新生代的农民工发展定位发生巨大变化。此外，诸如户籍制度、教育和医疗制度等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表达诉求的渠道等，也是“短工化”的原因。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汪建华认为，工厂更倾向于使用比较灵活的用工制度来控制成本，也会逼得一些农民工难以在一个单位长久工作。另外，由于工厂招工机会多，工人跳槽时选择相对较多。
“短工化”不利个体发展和产业升级
“短工化”有何影响?何江穗认为，对个人而言，不停地更换工作的地点和单位，使打工者无法建立熟悉的圈子，缺乏社会关系的支持，缺乏归属感，不利于心理压力的排解。另外，换工作期间，可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收入，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工作地点的变动也会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
对企业而言，特别是对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工人频繁跳槽可能影响较小;但是，如果要实现产业升级，靠不断换工作的低技术性的工人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国家而言，一方面，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一直在换工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对这些社会成员来说，不断换工作，未来的养老等都是问题。
老师建议，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是体制的调整和法律的规范，完善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行产业升级，对农民工的需求更加重视。比如改革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规范劳动合同、稳定劳动关系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等。
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进相关法制与政策的完善，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使劳动关系日益走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