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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的滥觞期定在汉末魏晋间的缘由一：汉字诸体具备，各臻其妙
汉魏之际，中国的汉字体系趋于齐备。特别是行书、草书的出现，方便了书写者的手性，产生了较明显的因书写速度和用笔方法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楷书的成熟不仅使汉字完成了字型结构上的总趋势由篆的立长，至隶的横扁，至楷的方正的转变，也使汉字完成了点画由篆的单一笔法向楷的多种笔法的转变。而且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期间，战事未宁，朝代更替频繁，汉字使用比较自由，各种字体同时发展，各臻其妙。所以人们不仅能够看到“篆隶真草”各种面貌，同时也能看到各种字体的多样风格。这些都不断促进着和诱发着人们对汉字书写美的认识和共识。
书法艺术的滥觞期定在汉末魏晋间的缘由二：工具材料的改良对书写的优化
后汉时期，我国的笔墨砚纸相继发明，而且有了进一步改良。尤其是墨和纸的产生和改良更为重要。因为据传自大将蒙恬作秦笔始，就已出现了鹿毛、羊毛两种不同硬度的毛笔，极大地方便了使用。但墨还不先进，且多书写在板硬的竹筒上或少量的书写在面不平挺的缣帛上，所以书写效果受影响还比较大。“西汉中后期我国已发明了植物纤维纸，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进、提高，开始用作书写材料。”(《中国古代文化史》)正因纸的受墨较其它材料更加优越，从而优化了书写的美感与韵味。墨的质量的提高据说是从三国的韦诞开始的，他制造的墨，质细色黑还有光泽，被誉为“一点如漆”。佳墨无疑会增添书写字迹的润色和光彩。这些更加保证了书写的质量和品味的提高。
书法艺术的滥觞期定在汉末魏晋间的缘由三：出现了众多善书者
宋·蔡襄说：“东汉末多善书，唯隶书最盛。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多楷书，为世所尚。”汉·赵壹说：“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这两则信息告诉我们，汉魏之际已经习书成风，追能效法，出现了许多善书人才。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录汉、魏、晋时期主要能书者有曹喜、蔡邕、王次仲、师宜官、梁鹄、邯郸淳、杜度、崔瑗、张芝、张昶、韦诞、钟繇、索靖、皇象、王羲之、王献之、谢安等六十六人。近师勉之《中国历代书法谈要》统计仅汉至魏晋间书家就有二百二十八人之多。在汉魏之际，各种书体还出现了众人师承的名家门派：如蔡邕的汉隶，张芝的今草，刘德升的行书和钟繇的楷书各领一家风骚。
书法艺术的滥觞期定在汉末魏晋间的缘由四：有了“书法”的概念和书论
李健(1881—1956)《书通》中说：“‘书法’二字，始见于《后汉书· 儒林传》，……是知谈‘书法’自汉始”。后魏· 江式《论书表》说：“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以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又说：“后汉郎中扶风曹喜，号曰工篆，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诏侍中贾逵修理旧文，殊艺异术……”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知道，在汉末，已经有了“书法”这一概念，而且开始认识到书法是一种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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