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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在北京大学看完昆曲，被邀发言，上台话都没说几句，就给观众轰了下去。一时网上热议纷纷，有人叫好，有人说没礼貌。
于丹，公众人物，是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符号。于丹个人，是一名高校任教的女士。在当今这个文明西化的社会，公众场合要礼让尊重女士，是“尖头馒” 日常生活的规范。就这点说来，那些把她轰下台、以男性居多的观众，的确有些“野蛮”。然而，于丹作为文化符号，是一代口若悬河的“通俗国学家”，该不该轰她下昆曲的台，这就值得讨论了。
昆曲是高雅艺术，也是濒危艺术。濒危倒不是因为喜欢高雅的人少了，而是因为折腾高雅的人多了。有人甚至提出昆曲2.0版的概念，叫“转基因昆曲”：票价高昂，配乐繁复，园林实景，骡马上台。粗暴荒唐的改造，完全背离了昆曲内在的含蓄隽永，以复兴重振为名，逼迫阳春白雪化为特供的非物质“奢侈品”，让那些因为经济地位得以巩固而迫不及待需要彰显自己文化品位的都市人精致地消费。这恰恰和成就于丹“国学家”声名的《论语》解读异曲同工。但偏偏北大那一晚的昆曲，不是新潮派，而是几位老先生的场子，观众自然也不是谁来几句忽悠就能镇住的。情绪对立自然难免。另一个原因，据说是当时天色很晚，看戏疲乏，很多人都想早点回家，想来换作旁人，或许大家还有耐心听完，一如总有人看完台上的献花合影，偏偏是这样一位饱受争议的“通俗国学家”要上去谈几句。还有人拿经济说事：付了票钱，喝几声倒彩天经地义，何况当年名须名旦，挨呛的多了去了。这样想来，轰于丹下台，台下观众倒也有理。
可是，一个于丹下台容易，“于丹现象”却烈烈轰轰，势头不减昨日。如今不拽两句诗云子曰，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系的是爱马仕皮带。有的媒体是墙头草，一边叫嚣“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一边又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神话，告诉你贯通三教的国学大师就在你身边，“下周三晚上福州路书城签售一定要来哦，亲。”这一切，抛开胡知乱解，除却虚荣敛财，哪一样践行了至圣先贤的赞化天地、忧怀国民?相比极少数所谓学者动辄暴粗口的狰狞嘴脸，于丹固然要斯文可爱得多。但从“于丹现象”我们看到：道，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沦为商品，成了摆设，甚至蜕变为放弃独立思考、漠视社会现实的宣传品。有几位网友就曾曝光于丹如何粗暴对待助理，说一套做一套，毫无儒家谦谦君子之风可言。这种现象，是教育界、文化界莫大的悲哀。所以，北大会堂里把于丹轰下台事小，“于丹现象”何时下台，才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新树立文化身份之前，需要解决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