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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
“合同工”、“临时工”再次聚拢舆论目光。《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河南、重庆、黑龙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明文规定。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激动”，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临聘工、合同工，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挡箭牌”。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跳起来踩头”，当地回应也称“涉事人为临时工”。
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正规编制少、工作量大，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任务，不得已而为之”;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临聘人员”执法，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挥，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墙”。
可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容忍“小道理”随便就挤走“大道理”，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一波又一波的“临时工”横行执法，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成为法律威严之“伤”，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正本清源，有一个“一揽子”解决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违法性。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临时聘用”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相反，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
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权限、任务必须廓清边界。即便有的领域暂时离不开临聘人员，需要时间过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须限定得一目了然，绝对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权必有责，无责必无良，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随意将执法权授予临聘人员，一旦闯祸被揪出来，执法单位必须被倒追责任。法律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规范权力运行的。行政执法队伍，尤其要成为依法执法的典范。
短期来看，有些单位使用临聘人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苦衷，但苦衷绝不是对法律置若罔闻的借口。苦衷之外，还有起码的底线――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确定性的执法授权、极高透明度的公众监督，这些都是行政权运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状况压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这是我们对待行政伦理的基本态度，也是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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