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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炼意与炼辞
――读《文心雕龙?熔裁》札记
公文的写作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包含了个人(秘书)抽象思维活动与具体操作的全过程。它既不完全同于古人说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那种富有高度想象的精神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抄抄写写的书吏性的工作，而是从立意到用辞遣句都有一定规范的行为。或者说是作者在写作时关于思想的提炼，文字剪裁的行为。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他只是就一般写作而言，但对公文写作也是适用的。
一
写文章的人，大都有这样的体会：“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总不免心里所想的、所要写的(公文还包括那些具体的事例)，通通都涌上心头。“辞采苦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思绪初发”之时，更多的是全盘的思考。思考什么呢?这就是刘勰所担心的“意或偏长”，“辞或繁杂”，或者说“一意两出”，“同辞重出”。写文章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意与辞无疑最重要，也是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的。《熔裁》中举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骈句与附句均出自庄子《骈拇篇》，指的是脚的大拇指与二指相连，合成一指，手的大拇指旁另生一指，即常讲的六指。赘是多余的肉，疣即小瘤。以上均属一个人身上多余的东西。“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足以证明文章中的重意与重辞没有存在的必要，非加以熔裁不可。熔，槠的俗字，即通过火熔金。用在写作方面，是比喻思想的提炼，意的提炼。裁即剪裁，包含了篇章结构的规划，字、词、语、句的处置，即通常所说的炼辞。一篇公文，无论是总结还是请示，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实际上也就是对撰写人完美的立意充分进行熔裁，最终得到的结果。刘勰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就是要使文章的中心内容得体，而不必要的辞句删削得干干净净。通过熔裁，达到“荒秽不生”，“纲领昭畅”。
二
究竟怎样来进行熔裁呢?怎样达到炼意与炼辞的最佳效果呢?《文心雕龙》提出的办法是分两个步骤，首先是“熔”，然后再“裁”，而在熔之前还必须经过三道程序，这就是刘勰在创作理论方面极具特色的“三准”法。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为使次序明确，这段文字借用了《左传》“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为终”句来标明一、二、三。
情，通常指作家的思想感情，情性或者性情，“设情以位体”中的“情”，其范围大体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其重要性，刘勰用“情者文之经”来加以肯定。“设”者，筹划、布置，而“位”则有安排的意思。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思绪总是比较复杂的，所谓“神思方远，万途竟萌”，“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心非权衡，势必轻重”。人的思绪活跃，但对作品内容的取舍，先后的安排，辞句的运用不可能象秤一样的准确，因此，有必要很好的予以考虑。
关于体，刘勰有时用来说明文章的风格，有时是指文章的体裁。他在《体性》中说的“数穷八体”，”八体屡迁”，包括典雅、精约、显附等均属风格范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中的“体”则是指作品的体裁、体制。不过，他并没有把两者看作是互不联系的概念。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的论点，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于明断”，把风格与体裁相提并论。公文的撰写，体裁与风格，前者似乎更重要，所以需要“设情以位体”。一开始对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内容进行处理，考虑行文方向，上行、下行、平行，并且根据这一方向选用与之相一致的文种。行文方向准确，才能避免文种不符。请示与指示，报告与请示，通告与通知，受文对象均有明确的区别。思想内容的处理，文种的斟酌.就一篇公文来讲，的确需要刻意熔炼。宋人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明朝的陈洪谟也说：“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这些都是作者经验之谈。在设情、位体的基础上，刘勰用其他二准加以补充，使之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
三准的第二步是“酌事取类”。刘勰讲的“事”，有多方面的内涵，包括典故、事例、素材以及一些古语。“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是用自己的语言构思为文的同时，借用典故、事实来解释难懂的意义，援引古语来印证充实文中的论点。如果说在一般文体的作品中，事类十分重要，那么在公文中尤其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强调以情动人，为了表现“情”，可以调动各种写作手法深入地刻划，而公文是因事而作，是为了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发布法令、法规，请示与答复问题，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离不开事实与材料，而且还必须按制文单位的意图与要求及受文的对象，来选用事实与材料。并保证其准确性。《文心雕龙》说：“事义为骨髓”，“理得事而明”，都是反复强调、说明这一道理。
写作中怎样来用“事”呢?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准确地选择“事类”。撰写公文时，可能有大量的事例、材料、数据都摆在桌上，这并不等于全部能溶入文中，秘书必须按照公文的意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地挑选，决不能信手拈来。要如刘勰所说的“取事贵约”，最终达到“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的效果。
第二，“事类”的准确性。由于公文是代机关、单位立言，关系大局，必须经得起客观的检验。“事”是基础与依据，不仅容不得虚构，任何夸张与掩饰都是忌讳的，不能“文不逮意”，而一定要“意能称物”。对于这一点，刘勰很重视，在《文心雕龙》各篇中反复地提到。《铭箴》说：“其取事也，必核以辨”，《议对》说：“事以明核为美”，《宗经》中提到经典作品在基本方面的六个特点，第三点就是事例真实而不虚妄，所谓“事信而不诞”。公文中引用的事例、数据、名言必须一一加以认真地核实，以保证其真实性。古代关于用“事”不当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在一些大文人的笔下。曹植《报孔璋书》中“昔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引用了这一典故，“奏肉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实际上听葛天之歌，唱与和才三人。苏东坡的《二疏赞》说：“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据校核，二疏去位时，三人俱健在。宋人洪迈就此委婉地批评了这位大诗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方二疏去时，三人固无恙，是尚足传信乎?”
准确地选择“事”与“事”的准确性是相辅相成的，在公文写作中缺一不可。
“撮辞以举要”是三准的第三步。“撮”有摄取、聚集之义，补以“举要”，其范围不仅指文辞的琢磨还包括扼要辞汇的运用。文辞是文章的基础，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面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一篇出色的文章，离不开清越，超卓的文辞。在公文写作中，这方面尤为重要，由于篇幅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象小说与其他议论文章可以任情描写与发挥，文辞的选用，既需精练，又要精确。在《文心雕龙》专门讨论应用文写作的《书记》篇中，“随事立体，资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撮辞”“举要”的作用。
从“三准”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刘勰对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有相当认识的，三者的发展步骤也是井然有序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素材的安排，文辞的挑选，互为联系，不可缺一。这种积极的思维活动正是熔的中心、炼意的中心。
“三准”的工作全部告妥以后，随即开始正式的写作，所以，刘勰紧接着说：“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这句话中“然后”两字很重要，清楚表明了美丽的形式与真实内容的配合，思想感情本来面貌的表现只有在“三准”已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活动。没有“三准”就没有文章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炼意，也就写不出好文章。
三
文章写成以后，严肃的作者无一例外地要对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讨，在“三准”的基础上，仔细推敲，斟酌删改。这就是实行刘勰所提出的裁法，或者说是炼辞。虽然有的人写文章，可以一挥而就，但是未必都是浑然天成，妙手佳作，即使是李白、王勃那样的天才，他们的诗文，同样有疏漏之处。在这方面，公文的具体要求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它不但要准确、明确、生动、鲜明，还必须简洁、精炼，因此，炼辞这一环节，可以说是秘书人员的基本功。那么，怎样来对文章施行裁法呢?裁的标准是什么?刘勰在《熔裁》篇中说：“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此处疏与密是对称的，疏是松懈、疏漏;密是严密、缜密。公文是要受社会严格检验的。诠释政策，调整关系，上报情况，下达指示，一字之差，关系大局。民间有句俗语，“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极为形象地说明了公文的用词遣句必须是慎之又慎，裁法的运用也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刘勰裁法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削”、“减”两字上那是不全面的。《熔裁》中特别提到了与此有关的繁与略的问题。“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这里讲的繁与略，不仅仅是指字数的多少，文句的长短，从他对西河文人谢艾、王济的评论来看，已经把它提升到文章风格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并且认为与作者的个性、才能和气质有关。风格不是单纯天生的，先天的因素与后天的影响，都能促使作者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能够苦学而成。所以《体性》中说：“八体屡近，功以学成”，八体是指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刘氏所总括的八种创作风格。经过他这一联系、点化，平日里枯燥而劳神费力的文学剪裁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里要注意的是，刘勰所讲的文章的繁与略与文章的长与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他说过“义典则弘，文约则美”，并不是说文章越短越好，或者越长越臭，而是由作者个人的才性而形成的风格。文章的繁略是有客观标准的，“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彩，不倍领袖”，不能因为欣赏它美丽的色彩，加大衣领与衣袖。如果文辞是“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那就是“练熔裁而晓繁略”了。按照他的想法，写文章要达到“字去而意留”，“辞殊而意显”，可以“一章删成二句”。也可以“两句敷为一章”。
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公文中正反两类例证不少。明朝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朱元璋的奏折，长近2万字，读到l万6千5百字，还不知所云。而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不过一百几十字，面对当时双雄争霸，胜负不测，社会混乱，百姓观望的局面，极好地发挥了稳定形势，安定民心的效果，为西汉王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公文中象茹太素那样的上行文已经少见，这是公文写作的一种进步，同时，也要归功于社会对公文的重视与期望，归功于国家不断地提倡改革文风。为了把公文写好，《熔裁》的理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般地说，无论文章或公文都应先具有三性，即毛泽东所讲的“准确、鲜明、生动”。准确属于概念的判断与推理，名言和材料的引证与核实，基本上是练意。鲜明、生动关系到文章的字、词、章、句，当然也关系到文章的繁与略、长与短，是需要裁法来解决的问题。
写好一篇公文，达到如刘勰所说的“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的标准，文字的剪裁是关键，除了通晓公文写作的要领，熟习公文写作的规律外，临笔前与成文后至少有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1、不用疑难怪字。公文有特定对象，决定、决议，布告、通知，直接面向群众，一定要让大家看得懂，看得顺，文中夹入一二个疑难字，势必影响阅读与理解，最终影响其发布的效果。梁朝文人沈约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刘勰在《练字》篇讲得更为精辟，“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某些时髦字，未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也不宜进入公文。2、少用装饰辞。鲁迅在《作文秘密》一文中说写文章要“有真意，去装饰，少造作，勿卖弄”，公文应该是实话实说，一是一，二是二，过多的形容词与装饰语，未必能增加文采，反而不利于对事理的说明，甚至冲淡原意，降低其应有的透明度，失去公文的权威性。这也是关系到文风的一个问题。为文应该力求质朴，避免靡丽淫艳、雕绘词藻。两千年前教育家孔子就提倡写文章“辞达而已矣”，宋人司马光对此解释说：“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辞宏制也”。文章不难于华而难于质，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3、慎用长句。文章是由句子组成的，包括长句与短句，但是，不同的文体在句式选择上是有区别的。科学论文为了论证、剖析，往往较多使用复句、多重包孕的长句，公文要求明快、易读、易懂、易记，短句更能发挥作用。慎用长句，并非一律排斥，而是要如明人王世贞说的：“长短节奏，各极其致”。
对于练辞的重要性，古今的文人都是极为注意的，也有不少精要的论述。《纬文琐语》说：“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子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龃龉处”，怎样从文中把“冗”字删掉呢?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答北斗杂志社问》)前人的这些经验之谈，可以说是深得刘氏裁法要诀的。
《熔裁》是《文心雕龙》50篇中的l篇，是刘勰文字理论的一个部分。讨论熔裁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还要看到他有关写作的一系列论述，在不同的篇章中，刘勰分别阐述了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辞、章句、练字、论证、说理等问题，并且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对作者的品德修养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他认为写文章不能只讲华丽的外表而不顾实际的内心，因此，要注意加强思想锻炼，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写作的素质。具体到写文章，他认为必须多读、多看、多写、多积累知识与生活，“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意思就是通过平时学习，掌握知识，存贮材料，观察事物，了解事物的情态，以此来培养运用语言的技巧。概括起来就是要处理好才与学的关系。对于才与学，尽管刘勰经常提到才是一种天资，但他更加强调学的重要。他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反复地说明学的重要性。炼辞与炼意是写作的基本手段之一。写一般文章与写公文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单靠一点小聪明，或者象赌博那样碰运气，必须刻苦学习，熟悉写作方法，才能写得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