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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合同约定货物拟运至A市交付。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 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但事实上，此时开证行已经同意议付行议付，并且议付行已经将有关款项发放给受益人)。
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该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从《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UCP500)的规定来看，银行(包括开证行和议付行)的义务是形式上的审核单据，而不是实质的审查是否有欺诈存在。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偿付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均称“索偿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从上述规定来看，开证行和议付行都有付款的义务。实际上，开证行同意了议付，而且议付行的审核单据行为，也被法院肯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那么法院为何裁决撤销开证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Z银行为何未及时提出异议?这种类似的错误判决在我国法院已经发生数件，其根源在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法律法规对信用证法律关系未做明确的规定，使得法院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缺乏明确国内法依据，以致法院的态度不确定。我国不仅在基本的法律中未涉及跟单信用证问题，而且司法解释也未对有关的问题作明确规定。这种状况使得国内法院对信用证有关法律问题的解决态度不确定，并时有错误发生。
第二，银行对国际惯例的意义及银行的信誉重视不够。本案中的Z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就未意识到法院裁决撤销开证行义务对自己的危害性，甚至误认为只要法院撤销了信用证，自己也就不需付款了，也没必要去向申请人进行艰苦的索偿。否则，该行就会对法院的措施提出抗辩，但银行并没及时地这样做。
众所周知，《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各国银行、国际贸易当事人普遍遵循的国际惯例，而且该惯例的权威性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及仲裁判例所肯定。
第三，我国法院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不够。尽管我国《民法通则》肯定了国际惯例的地位，但是法院在实践中不尊重国际惯例情形时有发生。
本案中的法院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源于法院对UCP500的精神理解不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片面地维护当地的X公司的利益，其结果是第三人――议付行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国内Z银行的权益和信誉也成为牺牲品。同样，法院的国际声誉也受到不良影响。
如果本案中银行能清醒地认识到遵守UCP500的重要性，则应及时地对法院的裁决采取有效的抗辩，这也就不至于将诈骗的“苦果”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当然，信用证诈骗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贸易当事人提高觉悟和交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