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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医生驻诊中国的公立医院也许不是新鲜事，这会引起人们不同的疑问：外国医生驻诊公立医院的合理性在哪里?为什么驻诊民营医院就没有引起这么多的注视呢?或者说外国医生驻诊中国医院之后带来的什么思考呢?我想就这三个问题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外国医生驻诊公立医院合理不合理。首先要看这个“外国医生”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公立医院给出的什么价格。如果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和领取“基本工资”这不可非议，或者提供的是教学与示范，也是与我国的法律吻合的。如果说借用“公共平台”提供特殊服务获取特别报酬，也许在所有的国家都是被诟病的。至于合理不合理这就很难用“是”或“不是”来表达。这取决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制度安排和不同的价值观。一般来说，在大部分的国家公立医院是不允许这样的“特殊医生”驻诊的。虽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特殊病房”，但是这种特殊病房为“私人医生”提供“特别价格”的服务是没有的。中国香港也准备(好像已经)出台一个政策，欢迎私人医生到公立医院“驻诊”，但是，提供的是“公共服务”。中国医疗改革处于“试点”阶段，目前来看，在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允许试的，哪怕是触及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都是没有禁区。这种“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管理模式是否就是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之路呢?
为什么驻诊民营医院就没有引起这么多的注视呢?其实外国医生进入中国由来已久，最开始也许是肩负一种宗教使命来到中国，那时也许没有什么“特需服务”，都是“扶贫救济”。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大力推进社会资本办医，同时也鼓励境外资本进入大陆举办医疗。事实上，在中国大陆行医的外国医生已经不少，他们大多在民营医院，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和睦家医疗等。涉及的领域业很广，内外妇儿无所不有，最多可能就是医学美容医生。也许这些境外医生工作在民营医院，他们服务的是特需人群，但也没有像广州妇儿医疗中心开出的高价5000元一次的天价收费，据了解，和睦家医疗平均是也是1000元而已，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眼光。
外国医生驻诊中国医院之后带来什么思考呢?中国香港的管理模式已经在深圳试点，开业也有两年多。我对深圳政府以这种高投入的方式来购买管理来管理公立医院的模式提出质疑，质疑的是可复制性与否。但是，我也有支持的一面，期望港大深圳医院引进现代的医院管理模式来体现医生的价值和对生命的尊重。事实上，港大深圳医院运行到今天也许还没有出现运作资金的困扰，但他们国际的管理理念已经在当地得到认可。中国香港医生的进入带来医生价值的体现和对生命尊重的理念回归。广州妇儿医院的模式，如果有积极一面的话，恐怕也与港大深圳医院有异曲同工之妙――管理思维的人性化：尊重医生和尊重生命。具体表现在：
1、重视与患者沟通
医患关系其实是人际间的“沟通-理解-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与耐心。我们可以从沙顿医生的对白中读出真意。沙顿看病三步骤“预约门诊，尽情提问，预约手术”就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就诊模式。尤其是“尽情提问”要花费很多时间的。用中国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这与中国的就诊习惯就完全不同，中国的患者不喜欢预约，而且还希望马上应诊。这一点，或许中国公民比美国人“幸福”“多了。但是这种“幸福”中国公民还是不满意的，因为排队三小时得的黄金般的三分钟应诊，这种应诊还包括了“望触叩听”和开检查单的时间。虽然沙顿每次门诊收5000元是天价(在美国也远远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中国医生每一次门诊收50元，保证15分钟应诊时间，中国公民接受吗?
2、重视知识
沙顿在美国每周出诊3天，看三十多病人，他的社会地位与薪水远远高于中国的医生，这种价值在中国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心中根本就不能接受如此高价的知识，也没有能力接受这种价值观。人们没有反思制度，只是在埋怨中国医生不能与人比的原因是道德水平比别人低，怎能与别人享有同等价值的待遇。我们远远没有“尊重医生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这种价值观，人们宁可多吃药、多检查，也不认为医生知识是值钱的。沙顿医生说：“在美国，越是专科的医生，看的病人实际上越少了，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我说，在中国不单如此，初出道的医生与40年年资的医生收入相差不大，也许年轻医生创收的能力更强。注意沙顿医生的一句话：中国医生很棒。我相信这不是恭维话。
3、重视生活质量与预防
沙顿医生说：“国外很多家庭都非常注重脑瘫儿童的生活质量，而中国这样的家庭似乎少些。”可能这句话很多人不会理解。比如选择一种治疗方案不是一个专业的“一言堂”，而是经过慎密的讨论选择最合适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仅仅是保住生命，更重视的预后的功能保留和恢复，这就是生活质量。对于一些没有治疗价值的患者，他们更多的是祈祷;对于一些不确定治疗手段，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患者。比如：脑中风预防大于治疗，境外的一级预防(预防疾病的发生，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二级预防(防止多功能的损害)做得比我们好。“卒中单元”就是在医院的一定区域内，针对脑卒中病人的、具有诊疗规范和明确治疗目标的医疗综合体。它是可延伸到恢复期、后遗症期 ，针对卒中病人的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 ，其中包括社区医疗、家庭医疗以及各个收治机构。他们建立这样的医学模式，完全是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也许他们的生死观与我们有很大的文化差异
4、重视团队合作
沙顿这句话耐人寻味：“其实一个团队完成一件事比我一个人完成更保险。”他所强调的是，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知识，团队的合作比一个人的判断更全面。他在广州也建立了一支专业团队，配合上已经达到了默契，他们一起选择最适合病人的手术方案。即使是这样，他在广州手术完术后会留下来多观察几天。而在国外有时候主刀完，可能会离开，由他的团队来照顾病人。医生团队在美国是很常规的工作方式，也是他们跟保险公司或者合同医院签约的方式。可是，我们的昆明周乐今心脏医生团队的兴衰说明了制度和环境对“团队”的影响。可庆幸的是，同样在昆明，以医生团队的方式服务社区有“卷土重来”，大有凤凰逆磐浴火重生的坚强意志。
因此，在回答第三个问题带来的就是：我们如何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发挥医护人员在医改中的积极性?
其实，境外医生在中国行医，沙顿医生仅仅是一个个案，如果按他的这种收费标准，独立于公立医院之外，也许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公立医院的存在也只是一个噱头，或暂时的现象。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不是引进5000元一次门诊模式，而是引入国际先进的医疗制度和管理方法，引进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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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对话沙顿医生》
来源：金羊网
新快报：沙顿医生，为什么会来中国开诊?
沙顿：两年前我受邀来广州交流，认识了这里的徐宏文主任。来中国是希望感受一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就选择了来中国。现在长驻上海，经常往返广州。从去年底开始，在这家医院内开始进行广泛交流。现在有了执业资格，可以跟这里的医生一起出诊和进行手术，以前是友情赞助，以后慢慢地会规律起来。
以前在美国，一周出门诊三天，大约看三十个病人，这里的医生一天就能看到差不多一百个病人了。这里的病人量实在太大了!在美国，越是专科的医生，看的病人实际上越少了，而在中国正好相反。我挺爱做手术的，这边手术量这么大，真让人羡慕。
另外，我的一个女儿也是学中文的，我喜欢中国文化，爱中国茶、中国菜。
新快报：你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
沙顿：研究比较多的是小儿骨科、脊柱侧弯、髋关节、扁平足、创伤类手术、成长疼痛等这些方面。以前是美国军队的，给伊拉克战场的伤兵做手术的，所以创伤类骨科手术做得比较多。另外就是脑瘫患儿骨科方面的矫正做得比较多。
有位14岁的姑娘，花10万元到美国做了这个手术。由于到广州这家医院做康复，这个女孩在门诊见过我。后来她飞到美国做了手术，回来后一直在妇儿医院做康复和复查(那时候沙顿医生还不是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客座教授)。这类手术解决不了脑瘫问题，但从骨科角度纠正踮脚尖走路的问题。
在国外，这类手术做得很多，因为国外很多家庭都非常注重脑瘫儿童的生活质量，而中国这样的家庭似乎少些。
新快报：术前检查、术后康复由医院医生进行，主刀则由外籍医生进行。这样中外嫁接的模式会不会担心产生医患纠纷?
沙顿：我很信任我们这整个团队，其实一个团队完成一件事比我一个人完成更保险。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知识，比我一个人的判断更全面。其实我们之前有过很长时间的学术上的交流，配合上已经达到了默契，我们在医学上的大原则也都是相通的。美国标准也好，符合国情也好，我们会一起选择最适合病人的手术方案。术后我也会留在这里观察几天。在国外有时候主刀完，我也可能会离开，由我的团队来照顾病人，所以这是很常规的方式。相信我，中国医生很棒，我信任我们这个团队，而且我常驻上海，随时可以回来广州。
新快报：国外一般先看全科医生再看专科医生，国内则不是这样。你对这种就医习惯的不同怎么看?能适应吗?需要病人做出一些调整吗?
沙顿：在国外，因为保险系统不能让病人直接找专科医生，只能先找家庭医生，也就是全科医生。而在中国，是病人觉得自己是骨科的毛病就挂骨科，觉得自己是心脏的问题就挂心脏科，这样不太好。病人一般没有专业知识，如果不是骨科的问题，病人又得重新挂其他科，浪费病人时间也浪费医生时间。
国内医生还要为病人考虑很多费用方面的问题，看他们经济实力能不能匹配这样的治疗方案，而在国外医生只需要考虑最优治疗方案。
对病人，我只有一条要求：必须预约，不需要在门口等，尊重其他病人就可以。如果没有问完问题，我会给你名片，只要我不在手术，我会回答你的问题的。
来源: 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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