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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形方法的应用研究
空间句法从对空间本身的研究出发，解释了大量建筑和城市现象，并引出了众多颇有见地的新概念。本文仅选取其中几个方面简述如下。
4.1 “自然运动”
相关研究通过对建筑和城市空间的大量案例进行构形分析，然后与实际观察到的活动和功能作比较，在剔除了各种干扰因素后，发现空间构形与空间中的活动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即如果没有特别的吸引目标，且排除了路况等因素的干扰，则在大多数案例中，集成度和可理解度较高的地方，往往具有较多的人流和车流。因此，希列尔认为，空间的构形决定了运动密度的不同分布。“自然运动”就是由空间构形本身决定的运动的分布。
“自然运动”是空间构形分析最基本的应用概念。运用这一概念可明确看出，实体改变通过其空间构形对运动结构的微妙影响，更好地预测人们在空间中的看似复杂和随机的聚集状态，从而有力地指导设计实践。
4.2 城市功能――“运动经济体”
这是“自然运动”的衍生概念。因为人流和车流运动与城市的用地性质（如商业零售）、建筑密度甚至盗窃等犯罪的分布都紧密相关，即这些差异都可看作运动的增殖效应。因此，城市的空间构形，通过对运动的决定作用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运行。所以，城市可看作构形作用下的“运动经济体”。
希列尔指出，空间构形最基本的相关要素就是运动。而在社会经济力量的作用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广泛的空间形态。因此，“自然运动”和“运动经济体”的概念，是通过运动来理解功能和形式之间关系的普遍原理，上至整个城市，下到单体建筑。
4.3 社会行为――“意念社区”（virtual community）
通过研究空间构形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希列尔提出了“意念社区”的概念。空间构形通过对运动模式的影响，产生了某些空间的人员聚集，即共同在场。这种人员的共同在场，是构成社区的原初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又是知晓他人的最基本的方式。这种共同在场和相互知晓的模式就是“意念社区”的首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空间设计对运动和其他有关的空间使用产生影响，继而产生自然的共同在场的模式，这就是意念社区。（Hillier，1996，187）
意念社区不是人的简单聚集，它有着一定的结构，即不同人，包括住户和陌生人，男性和女性，成人和小孩等，其共同在场的模式和使用空间的目的皆有差别。这些差别多反映出空间构形的潜在作用。另外，关于安全感，希列尔研究发现，在城市结构中，很多住宅区的空间深度值较大，这种构形就决定了那里平时很少出现陌生人之间的碰面，住户也形成了这种心理预期，所以，当住户在家门口发现有陌生人时，就会有所警惕，甚至感到不安。而深度较浅的城市街道则不会出现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感，所以很多住户认为街道比住宅区更安全。
因此，希列尔指出，空间构形与自然的共同在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建筑对社会的影响。空间设计通过改变空间构形，而改变人们相互知晓的模式，既而对社会行为产生作用。
4.4 空间认知――可理解性
城市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因素”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作用都是由社会认知个体，在理解建成环境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上述“自然运动”和“意念社区”的概念也都基于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理解。可理解度就是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出发，对这种潜藏认知结构的一种量化描述。
对于同一空间系统，如果其中某些空间的局部变量值较高，整体变量值也较高，那么这一区域的可理解度就较高。反之，则从局部获取的信息是对人们的误导，其可理解度就较低。例伊朗城市设拉子（Shiraz）轴线分析的散点图，纵轴代表半径－6集成度，是局部变量，横轴代表整体集成度，图中白点分别代表城中各条轴线，红点代表选定区域里的每条轴线。可以看出，这些红点明显呈线形分布，并几乎贯穿整个散点图，与全城的平均回归线（白线）相交，而且斜率更大，这说明该区域的可理解度较高。对于不同空间系统，a、b 是两个形状相似的小镇平面，但不仅a中各空间的连接值和整体集成度普遍高于b，而且a中空间的连接值与整体集成度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而b中各点较为分散，所以a的可理解度高于b.
分析显示，秩序规整的平面，如方格网或理想城，其几何形式虽清晰可辨，但可理解度可能较低，如果没有地图指引，人们在其中很容易迷路[16]；而某些古镇的迷宫式变形网格平面却具有较高的可理解度，其中集成度高的地方往往与更多的街巷相连，即使陌生人也只需稍加走动，便能来到集成度较高，且人们活动比较集中的少数空间中，因而不会迷路。
Kim发现，在同一空间系统中，可理解度较高区域的居民对周围环境的理解范围也较大。而且，在可理解度较高的空间系统中，集成度与其中的运动状况也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即空间使用更加可以被预测。这就说明，空间构形通过人们对空间的理解，作用于人的行为和运动。
空间句法对城市意象的研究也有所启发。有学者研究发现，可意象的城市一般具有可理解性，而具有可理解性的城市未必可意象，这说明可意象性是比可理解性含义更宽的概念。但与凯文•；林奇的访谈等方法相比，空间句法提供了更客观和高效的意象研究方法，而且可进一步揭示城市意象五要素之间的关系。轴线地图也与心智地图有所联系，集成度最高的轴线往往在心智地图中有所表达。
4.5 住居文化――“空间考古学”
汉森在长达20 年的时间中，通过对跨文化的大量住宅平面的研究，以住宅的物质形态和空间构形为研究焦点，引出了很多社会学维度的讨论，诸如在特定条件下家庭的含义等问题，并取得了大量成果。其基本方法是，首先从大量住宅平面的研究中，发现其空间构形方式上的某些规律，然后看这种构形规律，是否与特定使用空间的称呼有系统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便可推断家居空间对家庭生活和组织的各种支持方式。这种研究，被称为“空间考古学”。它通过空间构形的分析，揭示出潜藏于表面形式下的社会文化模式，即深层的“基因型”特征。（Hanson， 1998）同样，构形分析也适用于人居聚落的深层“基因型”的揭示和探讨。
对著名建筑作品的分析，也是空间句法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例如，汉森（1998）曾与学生一起分析了博塔、迈耶、海杜克和路斯这四个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四座住宅，研究其构图与构形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若要像大师那样产生出形式的严格性与功能的舒适性之间的实际联系，就必须同时兼顾形式的内在法则和空间的社会逻辑。派普内斯等学者也常通过对帕拉第奥、密斯、海杜克等大师作品的分析，来检验和演示其空间分析方法，并对建筑空间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此外，由于空间句法是关于构形分析的通用原理和方法，所以构形的普遍存在也预示着空间句法的普适性。现有研究成果即证实，空间句法已突破了建筑学的研究范围，在考古学、信息技术、城市和人文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领域皆有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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