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高级经济师《金融》论文: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探索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路径选择

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济总量步入了世界前列，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单位产品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使我国付出了不菲的环境代价，而且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如何统筹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的重大考验。绿色发展表达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高境界。绿色发展理念是对长期以来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的高度凝结，是对千百年来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认识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传承和创新，更是明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和方向。

一、绿色发展的思想内涵与科学认知

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源于可持续发展。“绿色”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它包含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各个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其中，绿色环境发展是绿色发展的自然前提;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内在的精神资源。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指导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树立珍惜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制定资源能源补偿标准、避免资本统制力对生态的破坏、以科技手段来加速生态的修复及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绿色发展观是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以及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机遇和挑战等，绿色发展的关键途径是循环经济和节能经济、清洁生产、生态经济以及绿色消费。

二、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赢”结果可能性的波特假说，其检验结果却存在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企业异质性、产业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和环境政策的异质性对环境行为响应带来的影响。推进绿色发展需要考虑异质性的影响，从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针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选择。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已经探索绿色发展，而国内更多地从低碳经济、闭环供应链等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针对绿色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推进绿色发展的报道更多见诸于媒体，也有成果提炼了推进绿色发展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等。

(一)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与环境战略选择

企业作为资源消耗与排放的主体，在减量化、再利用、再资源化与减排降碳的过程中肩负重任，因此企业绿色发展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为进一步分析企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与环境战略选择研究现状，将其从企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企业绿色管理的阶段性划分及企业减排战略优化三方面。

企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可归集为制度层次、组织层次和个体层次。在制度层次，学者主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企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政府、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等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企业绿色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制度理论则认为企业绿色行为是受制度压力的驱使而形成的，大量研究表明，制度压力是企业被动绿色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在组织层次，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并认为企业基本特征、资源与能力、战略导向等是影响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个体层次，相关研究主要依据高阶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更关注高管认知等个体因素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企业绿色管理经历了被动绿色管理阶段到主动实施绿色管理阶段的演变过程。企业不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实现绿色管理，它们通常将环境问题纳入被动阶段、预防阶段和主动阶段。Murillo-Lunad等建议将企业环境策略划分为被动环境策略、关注政府环境法规策略、关注利益相关者策略和全面环境质量管理策略，并对它们的属性和特征进行了描述。在不同的阶段，绿色管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在绿色管理被动阶段，该阶段企业虽遵守政府环境政策，但仍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主要是对其经营活动局部环节进行必要的减排投入。其次，在预防阶段企业会积极寻求通过生态效率和应用3R(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优化自然资源的利用，在组织内开始讨论环境问题，主动参与外部绿色管理行动。最后，在主动阶段企业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过程会采用绿色管理的原则和工具系统来获取竞争优势，绿色管理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所以企业应从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绿色排放、绿色投入、绿色企业文化五个方面来实现绿色发展。

在企业绿色发展行为选择方面，纵览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发现，从制度层次研究企业绿色发展策略优化的成果最多，从制度层次、组织层次和个体层次互动研究企业减排策略(行为)优化的成果相对较少。在制度层次，基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减排战略优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Dobos在碳交易价格可接受范围内的条件下，利用Arrow-Karlin 模型探讨了碳交易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Pizer认为复合型减排政策有助于提高减排决策的弹性、提升整体福利、增强减排量的可预知性，更易被企业接受。丁黎黎等在Subramanian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碳税、碳减排补贴及碳交易组合对企业碳排放权投标、碳减排技术投入、生产产量行为的影响。焦建玲等分析了静态和动态减排奖励和惩罚机制下企业减排策略演化稳定策略。但这些研究忽视了组织层次(如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个体层次(如高管环保意识)的相关要素。

(二)产业链绿色发展的促进机制与演化路径选择

绿色产业随着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热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产业而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多从绿色产业评价、绿色产业发展模式、绿色产业发展战略、绿色产业发展政策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绿色产业发展基础是绿色产业链构建，但产业链绿色发展的促进机制与演进路径选择的研究却很少。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依附于产业链形成、整合、演进等方面进行，多数情况是在相互缠绕的产业链中，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具体分析。同时，国内外学者对绿色供应链驱动机制及供应链企业减排战略优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产业链绿色发展的促进机制还缺乏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盛彦文和马延吉认为共生关系、经济利益的驱动、对生态效益的追求、政府的引导和激励及技术的支持和保障能够促进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唐浩和蒋永穆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结合典型企业分析，总结了产业链从初期的纵向生产链→形成中期的配套协作链→加快发展期的循环生产链→成熟期的供应关系链→蜕变期的文化价值链的动态演进路径。刘光富和田婷婷针对再生资源产业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运用顶层设计理论系统，探讨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战略。周颖等探索了循环农业产业链的运行规律及动力机制。随着产业链整合从资源驱动型向资本与知识驱动型转变，程宏伟等提出在资源、资本与知识相互作用下的产业链演进规律。上创利等基于产业链整合的视角，探索流通观念、流通功能、流通模式、流通产业结构、流通政策及流通效率驱动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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