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级经济师建筑与房地产经济专业论文：论王稼祥对城市工作的理路探索与贡献

关键词：王稼祥、城市工作、理路探索

《智能城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王稼祥不仅在军队工作、党建工作、外交工作这些领域成就卓越、建树非凡，而且对城市工作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红军时期对城市工作的初步探索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推行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而下达了攻打赣州的命令，妄图打下赣州后，把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政府从瑞金迁到赣州。身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当时对红军进城后如何接管好这座城市作了认真研究。“他认为，红军在城市中的群众工作历来很差很弱，实际工作经验很少。红军长期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干部大多数是农民;党内、军内忽视城市工作的落后意识仍很浓厚，更增加了在城市工作中的困难。”[1]142为此，王稼祥于2月15日发布了《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赣州工作给三军团政治部的指示信》。《指示信》不仅详细地指出了红军在1930年占领长沙、吉安后使整个城市陷入混乱局面的深刻教训，还强调红军打下赣州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应当遵守的一些原则和政策。诸如：反对没收和破坏一切工厂、银行、大商店的行为，不能干涉其正常经营;要组织工人按劳动法正常工作，废除他们与地主商人的一切债务和契约;禁止商人哄抬物价及利用一切手段反对我军的行为;积极做好学校、戏院、报刊的接管工作，使其为我所用等等方面。遗憾的是后来赣州没有打下来，这些原则和政策因此也未能付诸实践，但反映了以王稼祥为代表的领导人对城市工作的早期思考与探索，尤其是他所阐述的“着力反对对城市的破坏，尽可能地保护城市工商业”等方面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能提出如此独到的见解非常富有前瞻性，也为后来管理好东北城市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指导。

二、解放战争时期对城市工作的深入探索

1947年5月，王稼祥病愈从苏联回到哈尔滨。根据中央的安排，王稼祥留在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这一时期正处于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在东北已先后有10来个大中城市获得解放。但对于如何接管城市，还缺乏经验，尤其像管理哈尔滨这样七八十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王稼祥上任后，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新的工作当中。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并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对东北城市工作进行了实践探索并提出相关理论策略，为东北乃至全国城市工作政策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提高思想认识，深入领会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不断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格局。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夺取和占领，从而使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城市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而对于如何接管和管理好城市，由于我党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活动，许多领导干部对城市工作不熟悉，不仅对管理城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方式方法也存在认知误区，以致一些干部把农村斗争的工作方式搬到城市，造成了城市工作的混乱局面。徐则浩在《王稼祥传》一书中这样描述：“在1947年6、7、8、9几个月内，哈尔滨市在城市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工会发动工人斗争资本家，5、6、7三个月内斗争了107家，工人不仅分红，而且分本，工厂的管理权掌握在工人手中，使得许多资本家将资金冻结、抽走，有的还逃往外地。于是造成全市工商业萧条，失业工人达到12万至15万，物价指数猛增。”[1]430对此，王稼祥主张城市工作首先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入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领会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深刻指出：“加强城市工作已到时候了，假若我们现在还不注意城市工作，那我们便会犯严重的错误。为要加强城市工作，必须使全党正确认识城市的重要。”[2]367“如不把城市工作做好，不把工商业及运输搞好，仅仅只做好农村工作及搞好农业生产，那末，东北解放区今后的巩固与建设是不可能的。”[2]

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转移到城市的背景下，充分认识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但是否意味着重视城市工作就可以忽视农村呢?为了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王稼祥对此进行了多次强调。1947年12月，王稼祥在东北局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会面临四种矛盾，其较为突出的是城乡矛盾、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的矛盾问题。他认为，城市不能施行封锁，不能不让乡村的东西进城(如稻草)。但同时也要说服农民，有些东西留在农村，对农民同样有利。1948年6月，王稼祥在主持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纲》中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城乡关系与东北解放区城市与工业所占比重”，要求“全党必须有城乡统一的整体的观念，必须城乡兼顾。”1949年3月，王稼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重申了“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的观点。他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在城市，就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念，工农一体的观念。”并进一步强调：“城市工作一定要照顾农村，农村工作一定要照顾城市。”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王稼祥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非常新颖和独特，对指导当时的城市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乃至现在看来，同样富有远见卓识。

(二)端正工作态度，系统推进城市工作的整体谋划

1931年至1934年期間，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经济政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行，对农业、工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等生产和流通领域造成了极大危害，王稼祥对此有切身经历和深刻体会。而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呢?他认为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引以为戒，做到谨慎行事。因此，他一方面仔细研究和认真贯彻党中央所制定的城市工作总方针，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做到集思广益，科学决策。而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王稼祥经常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要进行整体考虑、全面兼顾，不能片面看待，不能把问题简单化而轻易实行，否则易犯错误。他指出：“由于城市经济机构的分工，每一件事就可以牵连全局，我们有全面的整体的周密的计算，各方面必须相互配合，局部的片面的看问题，从局部需要出发来解决问题往往使我们犯错误。”[2]为此，王稼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需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城市工作，并且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轻率从事。要在未决定前详细研究，做到有组织、有计划、集中与分工相结合，凡是“各行其是，闹独立性，一揽子，集中而不分工，分工而不会配合，相互摩擦，彼此冲突等等现象，都需要克服的。”[2]二是不能过分畏首畏尾、拖延不决。城市决策既决定好之后，就要迅速加以实行和推广。如果由于城市工作经验不够，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利用城市的集中与交通便利的条件，来经常的敏锐的注视实践对我们决定的考验。迅速地检查，迅速地修改与补充我们的决定。”[2]

(三)重视调查研究，大力促进城市工作的良性发展

王稼祥担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后，认识到城市工作面临两大现实困境：一是我党城市工作的时间短，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二是大部分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是在乡村工作中生长与培养出来的，对城市工作比较生疏。要解决这两大难题，王稼祥认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于调查研究。他指出：“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城市工作成败的重要关键。”[2]对于这一方法，王稼祥向来非常重视。在主持哈尔滨工作期间，他不仅亲身躬行，而且积极倡导各级领导干部要多进行调查研究。在王稼祥的号召下，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而减少了城市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对正确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方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后来赵安博(当时担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委员)这样回忆道：“稼祥同志担任东北局城工部部长以后，即进行调查研究，要我们带了统计材料到哈尔滨东北局城工部开会……正因为有了稼祥以及其他同志坚持原则的斗争，使东北解放区许多城市没有受到更大损失。”[3]同时，王稼祥还指出要采用科学的调查方式和方法，这样才有助于促进城市工作的良性发展。他把调查归于两类，一类是典型调查，另一类是全面调查。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针对性地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全面调查是对调查对象中所包含的全部单位作无一遗漏的调查。至于选择哪一种调查方式，应根据分析问题的实际情况和调查方法的特点来确定。王稼祥认为要把城市问题弄清楚，特别对于城市的经济、政治、阶级关系、文化等情况，必须要把全面调查与典型调查结合起来，不能只进行一种类型的调查。他指出：“仅仅典型调查是不够的，虽然是十分必要的。”[2]“除典型调查外，还可以利用城市比较集中与有文化的条件，普遍做调查。如以政府的命令，限期把工商业都登记起来，然后就可以知道各个行业的详细情况、集中程度、原料情况等等。”[2]

(四)加强宣传力度，扎实做好城市工作的经验总结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王稼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向来重视刊物的创办和理论宣传工作。他认为刊物杂志是理论宣传和经验总结的一个重要窗口，必须要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1948年5月，在王稼祥的主持下，东北局城工部创办了党内刊物《城工通讯》。《城工通讯》每一期都安排了编后语，从中我们可以鲜明而直观地看出创办《城工通讯》的宗旨和目的。在第一期的编后语这样写道：“全党对于城市工作的注意，刚开始加强，材料不多，经验更少，一切问题都是新的，都值得研究。”“望各省市各负责同志，凡今后有关城市工作问题，多写报告，多研究与总结经验，多收集材料送来，以便我们更好交流经验，加强我们人民的城市工作。”[4]并且，这个刊物刊载的内容非常丰富，知识面广。诸如：有新收复城市的工作汇报材料和其他城市的工作简介及今后的工作方针;有东北其他城市工商业的处理经验及工人状况;有其他省、市委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一些指示和会议报告等等。由此可见，这个刊物对各城市之间信息互通、经验交流、工作指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还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各方面经验的总结工作。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他经常以东北局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省省委、城市市委报送城市工作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新发现的代表性问题及处理意见、城市工作某一方面的先进经验及教训总结等等方面。这些典型性材料一方面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起到了经验交流和示范带动等作用;另一方面也为王稼祥等领导成员形成正确的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1948年6月，王稼祥在研究这些材料和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再结合自身几个月来的实际调查和经验总结，他创造性地起草了一份指导城市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城市工作大纲》。《大纲》首先指出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继而阐述了城市工作方针和施政纲领、城市经济政策及工业生产与经济建设、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党建工作、新收复城市初期的工作等一系列具体工作内容，最后对城市工作做出了总结与展望。《大纲》集中而系统反映出王稼祥对城市工作的观点和主张，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它不仅内容丰富、篇幅达两万多字，而且层次分明、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可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有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推广意义。但非常遗憾的是，在1948年8月召开的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由于东北局内部意见不统一而未被通过。《大纲》虽然未被通过，但是掩盖不住所焕发的时代光芒。亦值得欣慰的是，《大纲》当时作为草案而讨论，然而其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实际上已在一些城市贯彻执行。后来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证明了王稼祥的城市工作思想是正确的。徐则浩在《王稼祥传》中这样说道：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邹大鹏于1949年5月20日致信劉少奇，指出：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很明确，但在城市实际工作中往往违反这个方针，主要怕被批评为右倾，不得不故意“左”一点，但“左”一点又觉得不对。邹大鹏说：“这个问题，王稼祥同志所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纲》中曾企图解决。他比较了解实际情况，并倾听了许多实际工作同志的意见。我们许多干部基本上同意他那个意见[1]。

王稼祥在主持中共哈尔滨市委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以指导哈尔滨的城市工作为起点，大胆拓荒城市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仅使哈尔滨市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为我党成功接管其他大中小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钟子云(当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后来回忆：“哈尔滨市的工作没有搞乱，这是和稼祥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分不开的。”[5]刘达(当时任哈尔滨市市长)也说：“哈尔滨这个城市能够保存下来，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还起了相当的作用，同稼祥同志回来领导我们工作，有相当关系。”[6]后来，王稼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也称赞王稼祥“在东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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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徐则浩.王稼祥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王稼祥选集》编辑组.赵安博：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5]《王稼祥选集》编辑组.钟子云：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王稼祥选集》编辑组.刘达：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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