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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道北蟹山村内当地居民用于租赁的“握手楼”，楼间距狭窄得近乎“不见天日”，我们正被消费的青春啊。他们蜗居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角落，工作在体制外单位;他们离开了故乡，却无法融入身处的城市;他们渴望分享发展的成果，却常常碰壁。他们所遇挫折，折射出诸多体制弊病;他们内心的不平衡是需要化解的难题……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逐渐汇聚起一批收入偏低、就业质量不高、生活条件较差、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城市青年群体。记者在这些城市采访时发现，这一青年群体规模正逐渐扩大，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公平的发展机会、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些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命题。
蜗居北上广
在北京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学院路附近的小月河聚集区，每晚7点左右，人流就开始嘈杂起来。各式衣着的青年人陆续下班回来，熙熙攘攘，走在小月河东畔贴满租房广告、摆满小货摊的狭窄通道上。社区内，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垃圾堆与小餐馆毗邻。
由于人流拥挤，不到500米的距离，记者乘车竟走了半个多小时。这里的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自从“蚁族”聚集地唐家岭被拆后，海淀区的小月河和昌平区的史各庄等几个大型“蚁族”聚集地就出现了，仅小月河聚集区就有三四万人。
而在昌平区史各庄，刺鼻的臭气、随处可见的垃圾、横在街边的三轮车，也与村外现代化的购物广场形成了巨大反差。
来自安徽合肥的陈军(化名)，转业后留在北京做耗材生意，年收入10万元左右。他曾在唐家岭住过4年，唐家岭拆迁后搬到了史各庄。
陈军住在史各庄“规格较高”的一栋违建出租楼里，楼门进出要刷卡。他的家，是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张双人床、打印机和各种打印耗材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见屋内实在没有落脚的地方，记者只能坐在陈军的床边采访。
陈军2009年结婚，之前一年，他本想在北京买房。“那时候有了点儿积蓄，想在北京安个家，踏踏实实过日子。”陈军说，2008年，北京燕郊的房价每平方米不到7000元，自己犹豫了3个月，没想到一下就涨到了1.1万元。“买不起了，现在干脆就不想这事儿了。”陈军苦笑道。结婚以后，他在老家买了房，老婆和孩子也都留在了那里，想他们的时候，他就打个电话，或者上网视频。
“我现在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还要重新建立人脉关系。而且再过几年缴纳社保的年限就够了，到时北京的退休工资肯定比合肥要高。”陈军说，自己还想再这样坚持几年，看生意能不能有点起色。
其实，陈军并不宽裕的生活，在很多同样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已经是一种奢望。
上海南方新村小区内，一间77平方米的公寓，住了14个人，全是附近一家房产中介的业务员，人均面积只有5.5平方米。
1993年出生的刘光华，高二辍学后，便在江西赣州老家的一间KTV做夜场服务员，因为不堪忍受黑白颠倒的作息和KTV的混乱，2012年，在同学建议下，他跑到上海做起了房产中介。“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到上海片刻未歇就直接‘跑盘’。”刘光华说。
刘光华他们住的这套公寓，被隔断分割成了十来个小单间，每个单间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大部分房间没有窗户。8月末的上海，依然很热，房间内没有空调、又不见天日，短短十几分钟，记者已被汗水湿透。刘光华告诉记者，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只是睡觉，倒也习惯了。
“但是每天陪客户看房，动辄几百万元的价格让我感觉挺绝望的。”刘光华说，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安个家，但现在觉得这样的目标真的很不现实。
留不下的都市 回不去的故乡
陈军说，也考虑过回老家，但那里创业环境不如北京。“在北京日子虽然苦一点，但靠本事能吃饭”。陈军说，回老家就不一样了，小地方人情关系很重要，打不通关系，生意很难做。
崔鸣鹤今年7月刚刚大学毕业，带着3000块钱和一个行李箱，这个之前连河南省都没出过的22岁小伙子，一口气跑到了广州。
一番周折后，小崔和当年高中补习班的一个同学，一起租下了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蟹山村某白领公寓的一间房。租金一个月500元，两人分摊。名曰白领公寓，实则是专门用来出租的城中村的“握手楼”。
房间阴暗潮湿，只在卫生间旁边开了一个小窗，窗外不到一米便是另一座民房。因为采光通风差，白天房间里都黑乎乎的，进屋必须开灯，墙壁因为潮湿生出了大量霉斑，屋内弥漫着浓重的潮霉味道。“太潮了，一包饼干放一宿，第二天就跟水泡过一样。”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半个月，小崔和室友都出现了嗓子发炎的症状。
到广州头一个月，小崔去了七八次人才市场，面试了七八次，在网上投了几百份简历，可都没什么结果。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小崔说他还曾尝试去做汽车厂的普工、街头推销员。尽管如此，小崔对在广州发展还抱有信心：“我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否则春节也不会回家。”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游走在特大城市边缘的群体中，根据学历层次，大体可划分为流动大学毕业生群体和大专以下学历的青年务工人员。后者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偏远城镇，尽管缺少经济和人脉基础，但特大城市集聚的各种优质资源，加上比较公平的发展环境，吸引越来越多这样的年轻人怀揣梦想，离开故乡。但特大城市高企的房价和户籍制度的门槛，又让这些年轻人感到很难在这儿落下脚。
给梦想一个绽放的天空
“现在吃得差些、住得差些，都无所谓，只希望城市里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实现梦想的舞台。”刘光华的这句话，道出了很多蜗居北上广的年轻人的心里话。
但现实中，来自就业、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种种不公，让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
小崔说他天天都会看网易新闻，喜欢关注社会热点。“网上评论的负能量太多了。”他说，很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以“?丝”自嘲。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粗俗不堪的“?丝”一词，正在越来越多青年人群体中流行，并已从网络语言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口头禅，被许多人用来描述生活、就业被“边缘化”后的不能承受之重。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卢汉龙认为，近年来，随着一些领域的改革陷于迟滞，更多从农村涌入城市的青年人遭遇生活、工作上的重挫。社会阶层流动的秩序，已经被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暗箱操作所破坏。随着利益团体越来越固化，这些年轻人的上升机会则会越来越少。
对此，老师表示，必须通过改革畅通上升渠道，进而激发年轻人努力向上的信念。首先，加快推进教育公平，通过现状的改变让更多寒门学子看到希望。
其次，改革就业制度，保障“机会公平”。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大对就业“萝卜招聘”的惩罚力度。
第三，建立健全系统的“青年政策”。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青年的社会福利明显不足，要认真研究“蚁族”“蜗居”“剩女”等社会现象，重视不同青年群体利益诉求，在就业、婚姻、住房、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加强对青年的政策倾斜。
引导人才合理分流
特大城市边缘人群聚集现象，与我国城市布局不合理密切相关。因此，在推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要合理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并利用产业布局、政策引导等方式加大对中小城市建设支持力度，促进人才流动、减少边缘人群数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师陈永杰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选择在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就业。由于供过于求，这些地区大学生失业现象也更为严重。“但你又不能指责这些大学生，因为这三个区域确实集中了大量优质资源。”
相关人士指出，当前亟须通过加大城市住房、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边缘群体对城市的融入度;长远看，还应深入推进户籍制度等改革，建立完善保障体系，破除城市二元化管理模式。
广州市番禺区有外来务工人员110多万，是流动人口集聚地之一。据统计，番禺区2012年流动人员和出租屋数量是10年前的2倍和9倍。经过努力，目前当地已建成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44间、村卫生站163间，基本覆盖了流动人员集中居住区。
流动人员凭计生证和居住证，可享受已婚育龄妇女查环查孕、儿童保健等多项免费医疗保健服务。番禺区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主任江平介绍，当地还通过完善房地产小区配套学校和经费投入，切实解决非本地户籍业主子女入学问题。目前全区有8.6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学校，其中4.4万人就读公办学校。
老师指出，对边缘群体的关怀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边缘群体实施最低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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