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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起，北京市同仁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正式启动“医药分开”，取消15%的药品加成，药品按进价销售，同时取消挂号费、增设医事服务费。按照医生职级不同，从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到知名老师，医事服务费分别为42元、60元、80元和100元。三家医院表示，医事服务费的60%分配给医务人员，其中30%直接奖励临床医务人员，30%用于提高全院医务人员的收入(12月2日《新京报》)。
实行“医药分开”是我国医改的既定目标，旨在破除“以药养医”旧机制。这一改革在大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一方面，因为有药品加成存在，医院卖药有利可图，医生多开药、开贵药便成为必然，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而从本质上看，医院是医疗机构而非医药公司，其价值应体现在“医”上而不是“药”上，因此药品加成理应取消。另一方面，目前有些医疗服务价格是偏低的，比如普通门诊挂号费只有几块钱，与医生的劳动付出不相称。以前医生通过开药来“堤内损失堤外补”，药品加成取消后，医疗服务价格势必有所提高，让医生的服务价值得到应有体现，同时弥补医院的收入损失。
当然，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显然是:取消药品加成、增设医事服务费，如此“一降一升”会不会增加患者的负担?进而，医事服务费标准应当据何而定?从北京市三家医院的情况看，这两个问题还不明朗，因而让人放心不下。
因每个患者病情不同，“一降一升”后，有些人看病费用可能降低，有些人看病费用可能增加，这不奇怪。但就医院而言，如果其总体收入相比改革之前提高了，或者人均看病费用增加了，无疑表明改革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个中关键在于，医事服务费依据什么确定，标准是否适当合理，不能由医院自说自话，至少应以不增加医院总体收入，即以不增加人均看病费用为原则。另外，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医保基金对医事服务费给予定额报销，每人次40元，这意味着，患者自己需承担2元至60元不等的医事服务费，这会不会加重患者负担?更重要的是，取消药品加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大处方”，但是，目前业已存在的“大检查”会不会随之泛滥?
报道中举的一个例子更让人不放心:一名副主任医师每看一个门诊病人，医院收取60元医事服务费，其中18元(30%)用于对出诊医生的奖励。一名副主任医师出诊一天可看40个病人，获得的奖励达720元。这或许体现了医生的价值，但简单算一下，一名副主任医师一个月出诊15天即可获得1万多元的收入，而且这仅仅是其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正常的工资和奖金。这样的收入高不高?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体现医生的价值”要符合当前国情，医生的收入应当高一些，但也要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协调。
无论是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还是破除“以药养医”机制，其最终目标之一就是减轻患者负担、解决“看病贵”问题。对于医院来说，提价往往积极，提得越多越好;降价多是消极，降得越少越好。因此，对于怎样实行 “医药分开”，怎样降低药价、提高医价，需有更加周密合理的制度安排，并且加强监管。如果“一降一升”的结果反而增加了患者的整体负担，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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