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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周口党员带头平坟亲戚被砸死

|0·2013-05-22 08:45:43浏览0 收藏0
摘要 四川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周口党员带头平坟亲戚被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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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清明节,在村外麦田的祖坟里,64岁老农张方给父母立了一块墓碑。6年后,河南省周口市政府要求平坟复耕,老党员张方积极响应,继村支书之后第二家平了坟。接着,政府又要求拆碑,这次,张方抢到了第一家。

  就在他带着亲戚在墓碑下挖土时,约重两吨的石碑突然倒掉,砸死了张方的儿媳和二妹夫,砸伤了一个被喊来帮忙的本家侄子。这是河南周口今年启动平坟复耕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事故。

  张方的晚年,注定已不得安宁。苦难伴随了这个河南老农的一生,他甚至差点没能来到这个世上。谈起平坟,谈起过去,他一言难尽。

  墓碑倒

  “咚”的一声,加“啊啊”的惨叫,张方扭过头,看到三儿媳罗军丽的一只胳膊从墓碑下探出来,动也不动;二妹夫何洪廷一只胳膊已经断了,被残留的一点皮肉和衣袖系着,铁锨把穿透了他的大腿,血流满地;侄子张富民右半拉身子被压在墓碑下,止不住地惨叫。

  张方又把头扭了回去。

  十几分钟后,三人被人们从墓碑下刨出。救护车赶到后,拉走了多处骨折的张富民,罗军丽和何洪廷的尸体被撇在张家的祖坟旁。

  70岁的张方已经无泪可流。本来,他也带了绳索过去,要是比照着放树的办法,朝一个方向用绳索套住墓碑,再在另一面挖,根本不会出事。可是,在场七八个人,谁都没想起这一茬事。

  他们更忘了,早在一二十年前,当地开始流行在墓碑上搭个小牌楼的时候,墓碑底座的固定方式,已经由传统的榫卯结构,换为了更省力省钱的砌砖。没有大块横条石镇压,墓碑可以说是一挖就倒。

  这块墓碑,是张方在南阳油田退休的弟弟出钱,托他立的。1999年,母亲死,兄弟俩平摊丧葬费。2003年,父亲死,张方一个人出了3000多元丧葬费。弟弟一直过意不去,到2006年春节前后,他给哥哥汇款,在附近的一个刻匠那里定了这面墓碑。

  据扶沟县民政局调查,在练寺镇河套村张庄组的麦地里倒掉的这块墓碑,高2米、宽1米、厚50厘米,大约有两吨重。按照当地的要求,平坟后,墓碑必须移走或埋于地下。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埋,在墓碑的一侧挖个深坑推倒,是最省力的办法。

  事发时,干活的几人正在喝水。墓碑轰然砸下时,罗军丽12岁的独子张罗宁给长辈们倒完第三杯水,刚刚离开。这成为了家族不幸中的大幸。

  10月22日,两名死者在麦地里已停尸一天,政府一直没来过问。张家和何家聚集了四五十名亲友,抬着两副水晶棺就进了扶沟县城,来到县政府大院门口。

  当夜,包括张方三儿张富春在内的12名亲友被警方控制。第二天,张富春和罗军丽的一个表姐被办了拘留手续,其余10人释放。当晚,张富春签字同意火化妻子后,两人也恢复自由。又过了一天,张何两家各自签了两份协议,一份是15万元的“救济补助款”,另一份是7万元的“生活照顾款”,每家领到了22万元现金。

  这是两人为各自家庭挣来的最后一笔财富。他们的祖坟都已被平掉,只能埋入新建的水泥公墓内。

  逃亡

  父母墓碑的碑文,是张方写的。现在,他说他已经忘记写了什么。总之,都是些夸赞尊敬的话。在同龄人中,像张方这种高小毕业生少之又少。在60年前,父母勒紧腰带供他读书,只图他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前程,尽量不要靠扒坷垃生活。

  墓碑上,刻着张方父亲张国汉生于1920年,母亲赫彩生于1917年;墓碑上,还刻着两老数十个后代的名字,以示年代久远,却永志追忘之意。张方现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

  但张方知道,至少还有四个人的名字没有刻上去。他有两个哥哥,之后,还有另外两个妹妹,都夭折在乱世的饥寒病苦之中。父母几乎从不提及这四个孩子,张方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死亡,是父母和张方的老朋友了。在1942年河南豫东黄泛区的饥荒中,张庄每天都在死人,榆树皮都被剥光吃净。22岁的村民张国汉决定带着怀孕的妻子去逃荒,他们推着一辆独轮车,一路向西。据史载,当时从豫东到郑州,下洛阳,到陕西一路上,倒毙的灾民尸体几成路标,野狗们都吃得膘肥体壮。

  第二天正月初八,在陕西乾县,险些来不到世上的张方出生。张方说,父母显然无法在灾民云集的陕西求活,就接着要饭,一直要到了兰州。

  然而,当逃过饥荒,战争又开始操弄着这一家人的命运。在兰州没呆多久,张国汉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大战,携妻带子又开始往东,走上了漫漫返乡路。

  张方这一生的记忆,就是从返乡途中的平凉开始的。他记得,刚刚打下平凉城的解放军沿路设卡,询问路人的籍贯和去处。当张国汉告知他们老家是河南扶沟之后,解放军显得非常热情,告诉他们扶沟已经解放,让他们赶快回家。

  回乡之后

  当张国汉夫妇带着两个幼子回到张庄时,已经是1950年的夏天。他们活着归来,让乡亲们很惊奇,却也给村里带来不小的麻烦――― 他们的地已经被别人种了。

  他们只能等别人收了那季冬小麦之后,才能播种,来年夏天才能收获。在此之前,他们又得面临饥饿的威胁。于是,张国汉一家又折回许昌,辗转于各个集市村镇要饭。每到一处,父母都先把兄弟俩安置在窝棚和破屋里,然后端着碗出去,要来吃的了,再端给他俩。

  “爹妈要饭都不愿意让我们跟着。”张方说,少数跟随的几次,他看到父母小心翼翼地走进小饭馆,把剩菜剩饭用筷子轻轻刮进自己的碗里。他们向每一个见到的陌生人低头哈腰。

  直到1951年夏,张国汉一家才结束了逃亡和乞讨。这距他离开扶沟,已9年了。

  两年后,张方开始读高小。1958年,张方高小毕业,为村集体放羊,共有几十只,有山羊也有绵羊。“人们说饿,都说1958年咋着咋着,其实1958年还可以,真正饿,是从1959年开始。”张方说,当他放了半年羊后,17年前的饥荒卷土重来。

  一家人都饿得皮包骨头,他的大妹妹当时只一岁多,饿得哇哇叫,母亲也没奶,只好喂她大人们吃的用水草熬的稀汤,她也喝;喂她用榆树叶贴成的饼,她也吃。

  过了一两年,高级社和合作社都散伙了,村民们才吃上饱饭。这时,张方开始给生产队当记工员。1964年8月,张方又从记工员升为了会计。在农村,这意味着他不用下地干活,也可以领到壮劳力的工分,有时候还可以吃到干部们的小灶。总之,这是一份让人艳羡的工作。

  村里人都知道,张方是一个勤奋负责的会计,一辈子几乎没有算错过账。这让他在长达20年的生产队时代,拥有某种不可替代的威望。

  1966年,张方结婚。1970年,他入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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