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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毕节5名农村流浪男孩的“非正常死亡”，让农村失学儿童问题再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由此暴露出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的缺位，着实令人唏嘘、催人反思。
如果有学校的监管，有家庭的守护，有社会的救助，这五个孩子的命运也许将不至于此。然而，5名死亡男孩当中，“4人辍学仅1人在校”的现实，让人看到脱离了监管和守护的失学儿童，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最近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十年间农村学校已经减少一半。
由此带来的上学路途遥远、缺乏家长看护和适龄儿童失学问题，拷问地方政府的“兜底”责任。诚然，失学儿童的问题并非一地、一部门所能独力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部门可以对失学儿童放任不管。笔者看到，这一事件发生后，贵州开始建立“控辍保学”考核跟踪机制，而毕节也启动了留守儿童排查和帮扶机制，力图使得类似事件不再重演。当地的这些措施虽是亡羊补牢，却也让人有了些许欣慰。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日益庞大的农民群体进入城市务工，大量适龄儿童跟随父母进城，而城市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或多或少的歧视，使得这些儿童难以入学，一些成为失学儿童;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和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大量的农村学校被裁撤兼并，农村儿童的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问题日益凸显。二者的叠加效应，产生了大量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乃至失学儿童，中国教育面临“城挤、乡弱、村空”畸形局面的挑战。由此带来的流失辍学及隐性流失辍学率的提高，让不少儿童缺少社会各方的监管、关爱、救助，身心发展不健全，生活生存现状堪忧。
失学儿童及其系列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值得社会各方反思，需要全社会通力协调共同合作，为失学儿童健康成长，更好生活共筑防护墙，共撑“安全伞”。首要的一点，就是建构农村教育的可行模式，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和政策的适度倾斜，合理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要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地方政府重要决策指标，加大对于农村随迁进城入学儿童学位配置，从源头上保障适龄儿童就学。
其次，要建立家长、学校、教育部门的信息互通机制，以便对那些已经失学、可能失学或者是临时离校学生及时施以监管、救助和救护。这其中，对于家长的监护教育和指导，对于教育部门、学校、教师的责任划分和追究一定要落实到人。
对于失学流浪儿童保护，应该以社会系统而高效的救助体系为保障。统合政府救助、家庭监护、公益慈善等各种社会力量，使得失学流浪儿童的保护观念、措施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关爱失学流浪儿童的社会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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