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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我套用一下：愤怒出诗人，但不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应该做到“热心冷手”，对主题投入激情，写作中却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这与其说是情感和理智的一分为二，不如说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合二为一。
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需要处理的对象不是别的，是历史。面对历史，我们或壮怀激烈仰天长叹，或引吭高歌击掌叫绝，或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或俯首沉思一声叹息，无所不可。这是人的激情的一面，也是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内心冲动。但是当我们被激情击中，选择了写作，并且选择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这种激情就需要被“冷处理”，需要注入冷静和理性的“调和剂”。或者如同疏导渠道一样，给激情一个合理的、可控的因而可预期的表达方式。这一热一冷是很多艺术门类创作的共同途径，但对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尤其如此。
首先是对历史的冷静。报告历史，需要善待历史，对历史负责。历史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都有局限性。甚至，作为写作者的我们也身在局限之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历史，从而超越自身的历史使命。作为历史的后来人和观察者，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历史和文化的坐标系，一个实事求是的坐标系――纵横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整体的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联系的而不是割裂歪曲的，发展的而不是孤立静止的，既不要忘了历史的“背景”，也不要当“事后诸葛”和“马后炮”。
其次是对主题的冷静。报告文学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记录现实，其根本目的就是传承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既是写重大历史题材，就应当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什么才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呢?我认为，就是推动历史进步并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就是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因此，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无限接近历史真实和有限挖掘历史事实(真相)之间，必须追求历史价值的最大化;在真实和真相、主体和主题、事实与史实之间，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去思考，去选择，去有所扬弃，而不是当历史的“狗仔队”炒作八卦，把历史变成噱头，写历史的花边新闻。
再次是对写作的冷静。回到历史现场，是因为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历史，就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一样，我们考察历史既不能只戴显微镜去“放大”偶然性，也不能只戴老花镜去“模糊”必然性。必须在坚持历史现场细化的同时，还要坚持可信的现代解读，从个体的记忆和公共舆论中聆听那些被历史烟云所湮灭的声音，感受悲感交集的历史表情，省察波澜壮阔的人物命运，继承和弘扬民族革命的精神之光。理想的报告文学，既有文学的结构，也有历史的态度，还要有学术的眼光。从事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小说家，更不是观众。以写作的方式介入历史，我们就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必须具备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考、理论的勇气，凌云健笔意纵横，才能从外部枝节看到内部核心、从现象看到本质、从有限看到无限，从而准确地把握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现实和人物，写出真正有分量的重大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
歌德说：有限制才有自由。如果说报告文学构思之初的激情是自由的化身的话，那么其创作过程中的冷静，未尝不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并且通过限制，给报告文学提供更多丰富蕴藉的可能。而后者，才是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