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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温岭虐童案当事人颜艳红被警方释放。当天温岭市政府新闻办向媒体发布消息称，警方认为颜艳红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羁押折抵行政拘留。
不管对颜艳红的虐童行为多么义愤填膺，如果尊重和认可法治的精神，那么必须承认，温岭警方的做法，恰恰是按照法治的精神在办事。法治的一个基本支柱是罪刑法定，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应该作无罪推定。不管是寻衅滋事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当事人的行为要构成犯罪必须具备“情节严重”的要件，而颜艳红的行为虽然“性质恶劣”，却算不上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情节严重”。
对此，很多人都在感叹，当事人之所以能够被无罪释放，还是因为我们的法治不够健全完善，如果我们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虐童罪”，还会有今天眼睁睁看着当事人被无罪释放的结果吗?不要说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即便我们的刑法中有“虐童罪”，恐怕也难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这正如有法律老师分析的，即便在刑法上规定虐童罪，也要加上一个“情节恶劣”。在本案中，即便有虐童罪，仍然要考虑情节是否足够严重。
这意味着，即便在法治健全完善的情况下，法律也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它更多地是在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为社会设立规则，却无法充分和全面预测未来，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法律一制定出来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生活。
另一方面，法治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最不坏”或者“最理性”，是因为它把很多的东西放逐到法治之外，交给社会的其他规则去调整。
一事当前，首先想到刑法，试图通过设立刑法上的罪名去遏制和惩戒某种行为，是一种重刑主义思维，即相信法律是万能的，法律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但事实上，由于文化传统、立法技术和执法成本的原因，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法治已经相当健全完善的国家，法律也会有诸多鞭长莫及的“空白地带”，而这些要由社会习俗和道德舆论等去调控。甚至很多时候，这些规范的调整，较之严厉的刑法，应该对当事人更有威慑力。
以“虐童案”为例，即便没有“虐童罪”或者“虐童罪”不足以制裁当事人，只要有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或者职业伦理规范，也会给当事人以更为严苛的惩罚。
比如，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可以规定，出现这种现象的人，终身不得担任教师;再比如，实施这些行为的人，其行为会被社会记录进诚信档案，当其去应聘其他工作时，就会因为曾经的“不端行为”，而被视为不值得信任的人，从而可能四处碰壁。
当然，这就要求在法律规范之外，必须有一套比较健全的职业道德规范、社会诚信守则等规则体系，来对那些无法或者难以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行为进行约束。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规则，把一切问题都交给法律，不仅法律会因为承受了不该承受之重，而变得不堪重负，而且法律的威信也会大打折扣――当不属于法律调整的问题，都强行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其结果就会让法律变得形同虚设，甚至在面对其应该调整的问题时，也会变得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