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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讨薪事件又在各地重新上演。
2003年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温家宝总理求助讨薪，获得举国关注。十个年头后，欠薪这一顽疾仍未得到彻底治理。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邹震1月15日向《人民日报》透露，清欠形势趋于严峻，通过集体停工、群体上访方式集体讨薪的现象增加，还出现了“娃娃讨薪”、“微博讨薪”、“拜神讨薪”等讨薪形式。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1.8万件，较上年增长7.5%。目前，欠薪事件呈现从建筑领域向加工制造业、服务业蔓延趋势。人们不禁要问，欠薪者，想过你被欠薪的滋味吗?
年年欠薪，年年清欠，年年讨薪。为什么走不出欠薪、讨薪的怪圈?
从欠薪对象来看，中国的欠薪事件主要以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主，如果把农民工剔除，则数量大减，不足以构成值得集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由此可知，欠薪事件的核心还是因为农民工群体太弱势。
农民工的弱势表现之一在于，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为了求得一份工作，他们往往忽略乃至放弃了一些基本权利。
比如很少签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则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只能靠各种“原始、粗暴”的方式维权。他们甚至会习惯于雇主的拖欠。
流动性过大，缺乏群体意识，是农民工弱势的另一大表现。
比如在建筑领域，农民工主要围绕建筑项目展开工作，工程一结束就四散而去。在这种非常态的劳资关系下，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当然就比一般职工更难保障。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群体也很难组织起自己的“娘家人”工会组织。
农民工的弱势还表现在他们缺乏政策关怀。
就以讨薪的治理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还是以“集中清欠”为主，在年关兴师动众进行“讨薪大会战”。如果政府能够实现对农民工的常态监管，平时加强走访、调查，像了解本地公司员工一样掌握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第一手资料，集体讨薪事件一定会减少很多。
此外，农民工的弱势还表现在他们对城市、对现代法制社会的疏离感上，这使他们没有信心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而经济上的弱势，又使他们支付不起沉重而耗时较长的依法维权成本。
近年来，关于人口红利时期终结的说法此起彼伏，农民工工资的普遍上涨也印证了这些说法。但日趋增长的欠薪事件却显示出，虽然农民工的工资随着物价一起涨起来了，但他们的弱势地位远未改变，他们的一些基本劳动权利还未得到充分保障。如果人口红利是建立在农民工的弱势基础上，那么，这种“红利”终结就是一种好事。
要根治欠薪，靠集中整治是绝对不够的，需要建立一套常态机制，从法律和制度上加以规范。
当下，对于弱势的农民工，应该建立起一套略具倾斜性的关怀保护机制，对故意拖欠农民工薪水者要严打重罚，对农民工维权要开辟绿色通道，提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根除欠薪，使社会的正义少一些盲点、多一些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