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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政改的长远利益出发，可以提出赦免贪官的动议，但将动议变成政策或者法律必须经民众同意，假如无视民意，肯定会遭遇强烈反对
有关特赦贪官的话题，一直备受争议。去年年底，历史学者吴思、反腐老师李永忠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提出了特赦贪官的问题，均主张以赦免贪官原罪，唤起他们支持政改。
例如，吴思从转型交易的角度，认为政改启动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会使一部分贪官的腐败罪行被清算，同时政改过程中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使他们在政改后的自保能力不足。一部分地方官员出于对此的忧虑，对政改的态度消极，而“特赦”则可以安抚这部分官员，从而减少政改的阻力。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则表示，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如果用“绝不赦免”的方法，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
张维迎也认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而反腐，更不是为了杀人，他建议，以十八大为界线，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张还主张，为求得民众理解，应展开全民大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张预计，“特赦政策实行一两年后，民众就会认识到特赦的好处”。
学界和舆论对于上述学者抛出的“特赦”议题，反应不一，但多数受访学者反对特赦，民众反对的更多。客观来看，“特赦”贪官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落实到现实层面，恐怕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
这里的原因在于，从理论上看，特赦之目的，是为了唤起贪官对政改的支持。中国目前以及今后的发展，受制于政改的不深入。政改所以不深入，又是因为这是一场触动现行体制的大变革，现行体制的受益者，在未来的政改中，将很可能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而贪官，作为非法的受益者，无疑是改革的对象。但是他们又是握有权力和资源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有抵触情绪甚至反对改革，除非政改采取一种类似革命的暴风骤雨的激烈形式，否则，改革就很难推进。
这种情况下，赦免贪官罪行，换取其支持改革，就成了虽不令人满意却最具可能性的选择，也就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贪官也是有理性的，与其反对政改而在未来遭到清算，不如现在接受赦免以支持改革。
贪官之所以腐败，恐怕更多的还是制度原因。人固然有私心，固然想贪腐，但不能说贪官天生就是坏人，做官就是要搞腐败。是制度的不健全膨胀了他们的贪腐之心。
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从这一角度看，国家向腐败分子让渡一部分利益，可以视为对过去制度不健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现实主义策略。“特赦”贪官实际也可看作对腐败的“赎买”。理论而言，改革不可能有最优方案，它总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推进的，因此，改革本身意味着妥协。赦免贪官就是双方达成的一种妥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