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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当然不是要让小部分轻微犯罪的人群逍遥法外，而是要在法治的框架下，用更合理合法的制度，去治理真正违法的行为，同时又要使普通公民免于被构陷，防止他们被权力粗暴地堵上嘴、捆住手，失去表达的权利与行动的自由。
自从劳动教养制度来到人间，就注定因行驶在法外之地，饱受诟病。这很像十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赔上一条性命，才让“收容遣送制度”走到尽头;如今，走过2012年，湖南唐慧事件、任建宇案……众多被劳教人员的呻吟与呼号，让改变不合理的劳教制度成为社会共识，也最终迎来了政府层面的改革信号。
近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四项重点工作，其中，已在中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改革备受关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当下劳教问题的最大争议，是劳教实施过程中实施机关对劳教权的随意扩大。此次政法工作会议明确要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意味着这一制度改革被正式提上日程。(1月7日 新华网)
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前世今生，媒体已经做了太多描述。它的不合理，也并不需要漫长的历史，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血肉生命去证明。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劳教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无需审判，就能够轻易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劳教是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只需要权力一句轻松的判定，任何个体都可能以劳动的名义被教养、被拘禁。这样一种游走于法治之外的方式，哪怕扯出“维护社会秩序”的大旗，也可能释放出伤害个体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魔鬼。对它进行改革，是民意，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以劳动之名，设立法外之地，是制造恐怖与滥权的渊薮。“劳动”是个好词，“教养”也是个好词，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劳动教养”，却可以成为一种最没有教养的制度，甚至会因执行不当而形成一种新的罪恶。现实生活中，普通公民通过正当渠道与合法方式，对当权者不停地追问与问责，强权虽然孔武有力，但如果没有理由让一个人闭嘴或是停止问责行为，法外之法的劳教就可能被拿出来，用于限制这个人的自由，成为打击报复、迫害无辜甚至实现经济创收、政治指标的工具。在这几年的新闻报道中，类似的事例并不鲜见。
而性质的不明、适用对象的模糊、审批程序缺乏监督与制约，又给一些地方部门利用劳教制度滥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在一些地方，劳教甚至成为打击报复上访、维权人员，伤害无辜群众的工具。劳教之所以会从一种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制度，变成一些地方滥权的工具，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将这种社会治理行为纳入法治轨道，让司法公正地去裁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违法惩处的力道又该几何。
改革劳教制度，当然不是要让小部分轻微犯罪的人群逍遥法外，而是要在法治的框架下，用更合理合法的制度，去治理真正违法的行为，同时又要使普通公民免于被构陷，防止他们被权力粗暴地堵上嘴、捆住手，失去表达的权利与行动的自由。
这方面，社会从来不乏改革的努力。2007年，贺卫方、胡星斗等学者就曾向全国人大建议，要求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劳教制度。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则宣布，《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正在起草，劳动教养的决定权将从公安部门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直到近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正式列出时间表，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无理上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中央政法委已制定征求意见稿，建议将涉法涉诉信访，从普通信访中分类出来，纳入法治轨道。
社会进步，就是通过这样一步步地推进法治，限制随意剥夺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行为。个体命运，也正是通过社会的围观与反思，才能最终走出个人悲剧，迎来整个社会的变革。这或许有些无奈与悲情，但至少，民意涌动的潮流，最终带来了法治的进步。期待这样的变革，能够真正约束随意妄动的权力之手，保障公民的自由。只有当一个社会不断强调法治尊严，社会公平正义才在当下，让人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