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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仇富的时代,常常对应着一个媚富的时代。虽然对媚富保持批评,能够体现社会的理性,并保证着社会进步的方向。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面向富人的服务都理解为媚富,却是一种非理性。因为开办一个“超级富豪班”,就简单给中山大学贴上媚富的标签,认为大学精神受到玷污,似乎有点草率。超级富豪班”只招收30人,学期两年,目前已有人报名。这被许多人认为,只看到大学的媚富,看不到大学的精神。
中山大学这么做,应该有着两个目的。其一,认为富人特别是那些顶级企业家,需要接受培训;其二,利用“超级富豪班”的机会,赚取一定费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而我们最欠缺的正是优秀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迅猛发展,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崛起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但对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照国际竞争的要求,对照国人对企业家的要求,优秀企业家还是欠缺了一点。这种欠缺,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态,而且一些企业家在个人富起来之后,以其不健康的消费观、价值观,也给社会传递了不好的导向,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因此,针对企业家,包括顶级企业家的培训,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大学是运用公共资源办起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大学只能开展平民教育。凡是社会需要的,有利社会进步的,都可以也应该是大学研究的方向。既然我们缺少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也有培训的需求,那就可以开展培训教育。这不仅对企业家成长有利,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其裨益。EMBA教育本就是一个“舶来品”,我们的大学当然能够开展EMBA教育,而且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办得更好。至于“身家50亿”这个门槛,只是办学招生时设定的一个录取标准,没有必要过多计较。
不过,很多人因为“超级富豪班”的出现而担心大学滑向媚商的深渊,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这里关键要看两点:第一,大学有没有透支公共资源,也即有没有因为“超级富豪班”而影响正常的教学,如果影响到了,那就说明大学走偏了;第二,开设“超级富豪班”有没有让大众获益?大学是公共投入的,大学利用公共资源来办“超级富豪班”,丰厚的收益不能全进入自己的腰包,大学应该把这部分收益拿出来用于教育,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比如建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生、资助贫困学生等。
如果“超级富豪班”的收益,被拿出来或者说大部分拿出来,用于弥补公共投入的不足,那就不应该对“超级富豪班”过分敏感。毕竟,整合、挖掘闲置的教学资源,办一个“超级富豪班”,不仅能够弥补公共投入不足,而且有利社会进步,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因此,评判“超级富豪班”的关键,在于这种办班行为有没有惠及大众?只要能够惠及大众,那就不应该上纲上线,标签化、简单化地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