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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材料：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问题越来越凸显。转变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但是，转向哪里?如何转?怎样才能又好又快?这成为从东部开放前沿到西部后发省份面对的共同考题。
从2008年7月起，以“五个重庆”建设为先导，重庆民生导向的转型路径日见明晰。
“森林重庆”，3年造林1298万亩;“畅通重庆”，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群众出行方便;“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4600个、学校塑胶跑道运动场1080片，“蛋奶工程”使247.6万学生受益;“宜居重庆”，拆迁危旧房，近20万户市民迁入新居，改造农村危旧房16万户。
“五个重庆”，既是让市民共同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重大民生建设，也是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在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得益于“五个重庆”建设，重庆经济实现了15%左右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薄熙来说，我们不仅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且贯穿发展全过程。
去年以来，重庆进一步对“民生导向”发展路径做出制度性安排，要求政府把一半以上财力、干部把一半以上精力用于民生。计划用两年半时间投入3000多亿元，系统解决群众最关心的10类重大民生问题。
巨额的民生投入，不仅没有拖累发展，反而使重庆经济增速高位运行。去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7.9%，增速居全国第二，财政收入增长49%。
对于这套“民生经济学”，重庆市长黄奇帆见解独到，“五个重庆”建设使基础条件大改善，“民生10条”有效完善公共服务，启动和扩大了内需，形成民生与经济齐头并进的局面，增长自然“水到渠成”。政府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约要投入1000亿元，但仔细算账，回报也很丰厚。如果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完全靠市场，70多万户起码要花1000多亿元，未来二三十年就得省吃俭用，幸福指数不高，消费也上不去。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可多消费一两万元。
有了公租房，使大量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住有所居，培育、储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厂商前来投资。宏?、英业达、富士康等电子产品制造巨头，都对重庆的公租房很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说，工业化初期我国走的是GDP优先战略，等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再回头补足社会投入，而重庆的“民生经济”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把发展成果随时、尽快转化为社会的全面进步，由单一推进转向立体推进，是发展战略的转变。
缩小“三个差距”，发展价值转型的尝试这几年重庆经济、民生虽有很大发展，但“三个差距”仍很明显，有些还在拉大。基尼系数达0.43，城乡低保人口达170多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3:1，有140万农村贫困人口;在区域上，重庆东南、东北“两翼”还有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600多个贫困村。
为此，重庆首先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题。在我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包括劳动性收入、政府的惠农补贴和财产性收入。其中最具增长潜力的是财产性收入。但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底重庆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收益85%直补到农民，15%归集体。
2010年，重庆又第一个在省一级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使农民的使用权变财产权，能够流通、抵押和变现。
自去年开始，重庆全面开展了农村“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去年底贷款余额就达40亿元。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去年6月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发展规模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了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
区域发展差距大，是重庆“缩小三个差距”的另一个重大难题。与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的“一小时经济圈”相比，渝东南、渝东北这“两翼”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
对此，重庆一方面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差距缩小到2.5:1，同时重点为31个远郊区县城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环节。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目前，重庆大致为43%，5年后这一比例将提高到50%以上。
老师点评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界惊羡，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也令国人警醒。回想当年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如何消解“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的担忧?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
求解这一世纪性难题，重庆率先作出承诺，“十二五”期间，全面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庆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庆探索。
国外经济学界有着名的“倒U曲线”假说：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扭转。但要看到，这只是历史现象，不是铁定宿命。而且，曲线拐点并非自动到来。况且，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临近国际公认的“红线”边缘，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转的扩大之势，则很难避免拉美型“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关键在于我们的价值导向和政策选择。市场经济道路早已拓开，自然会有优胜劣汰，难免产生马太效应。但要看到，我们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正是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共同富裕。重庆地处中国西部，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有人笑称“农村直辖市”。但要看到，毕竟已有30多年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毕竟肩负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实验的重要使命，重庆积极的求解也更见担当，更有价值。
回避共同富裕的课题，就是把社会分化合理化，就是使政府部门不作为。
重庆的经验是，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