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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全国的兴宁大兴煤矿事故，引发许多问题的思考，其中煤矿主的高收益和矿工的高风险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矿主的高收益与所交纳税收数量相比形成鲜明对比，据人民网报道：采访兴宁市有关负责人说：“全市有200多个煤矿，但去年收上来的税收仅2000多万元。现在看来，得不偿失，兴宁的煤矿太危险。”而在发生矿难后，矿主曾打算拿出3亿元活动资金摆平，在监察部调查中，据称发现大兴煤矿涉案金额达15亿。联想到山西煤矿老板组团上京购豪华小车的报道，这些都反映煤矿收益非常高，然而在如此高收益的行业，税收却没有得到相适应的体现，甚至如兴宁煤矿这样开采对国家地方得不偿失。
如果高收益不是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结果，那么必然会带来不合理的竞争，甚至可能将权力腐蚀。在兴宁的大兴煤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是企业主通过和地方某些干部的权力结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是抵制中央的安全管理等和百姓的要求)。然后形成由权力和资本的联姻，通过某种形式形成合作，大兴煤矿就是权力参与的股份合作制。最后是权力和资本的融合，企业主通过某种形式参与权力机构，权力部门成为实实在在的富豪。大兴煤矿的原老板们都是某种级别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在调查兴宁矿难中的一个普通拿工资收入的公务员竟然有身家近3000万，十足“老板”一个。
权钱的结合损害的将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从长远来说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稳定。在厦门远华案中，差不多当地的整个海关和相当部分官员被牵涉，湛江的走私案件中也是如此，包括这次的大兴煤矿，这些都是典型的资本驱动型，先是资本的非正常方式迅速积累，然后是权力的紧急跟进。还有一种是权力驱动型，个别官员把党和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的，利用权力掠取财富，并通过资本的结合，进一步产生放大效应，一些喜欢交往老板的官员，并有买官卖官“爱好”的官员，就是典型的权力驱动型，这种例子太多了，后面还将提到。
资本驱动型的特点就是以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为核心，其集团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维系这种“非正常暴利”，集团的主要利润也是来源与企业，如前面例子说道的一名依靠工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务员拥有3000万财产，都能够说明其中的问题。为了维系企业的生存发展，集团不断腐蚀和吸纳对企业生存发展有影响的官员。随着集团的扩大，集团的能耐也在不断扩大，对抗中央的政策法规的能耐也在提高，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反抗者的能耐也在提高，如在大兴煤矿矿工发现渗水，不愿下井时，矿主能够采取威胁手段达到目的。
权力驱动型特点就是以一个腐败官员为核心，围绕着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和老板，通过“他的权力”为其他人牟取利益，其他人都是以他为中心，为了保证他的进步或者不退步，其他人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旦达到目标，就论功行赏。目前的被查处的高官腐败都有这样的腐败圈,如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在地方权力不断扩张，在个别地方甚至组织的力量已经被完全削弱或渗透，人事安排组织程序完全成为走过场。贵州、河北、黑龙江三个省份，在腐败问题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群体性腐败。“马德案”涉及的买官卖官干部达260多人，人数之多，建国以来所罕见。程维高影子下的李真案，涉及到厅、处级干部46人。刘方仁更有“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
无论是资本驱动型还是权力驱动型，本质上都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侵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践踏法律、牺牲社会公平正义，削弱党和政府组织的效用为代价的。这种打着政府的旗号，作出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团体危害极其严重，导致问题长期在基层堆积，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更可怕的是利益集团不断削弱组织和政府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在某些地方失效，形成我行我素的“独立王国”，并以组织或政府的名义打击对妨碍他们者。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将影响到一些地方的稳定，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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