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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热闹不等于闹事，聚众不等于骚乱。公民娱乐本是一种社会权利，如何运用好这项权利，关键在于社会如何有效的自我管理，在于政府适可而止的调节，而不是害怕有所谓的“安全隐患”就一禁了之。
2月8日，贵州德江县政府因“安全因素”，禁止群众在主城区舞龙，部分舞龙人员对受到制止不理解聚众围堵县政府，并与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立即提出要求，对群众性的传统庆祝活动，要进行疏导并有效组织，确保元宵节平安祥和。经各方协商，县政府同意群众按往年路线安全有序地开展舞龙活动。德江县领导带领县直机关和镇、街社区干部，分成四个片区，负责各片的舞龙、炸龙安全。
这则新闻难免让人想起一些有关“预言自我实现”的寓言:当政府部门由于害怕“不安全因素”，于是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谁知最后“不安全因素”竟自己找上门来了。
类似新闻并不少见。在2006年端午节前夕，江西鹰潭市因为担心龙舟活动吸引太多人员聚集，容易发生意外或冲突，索性一“禁”了之、一“砸”永逸，将当地的近千条龙舟悉数毁坏，有的被锯断，有的被砸烂，千百年的风俗说毁就毁，村民对此怨声载道，当地政府也为此花了近200万元。
禁止并非安全之母，有善治才有秩序。不难发现，上述新闻里有着相同的执政思路，即“恐惧+禁止”，或者说因为恐惧，所以禁止，而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显然，这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梦想―――禁止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可以消除隐患，带来安全。然而事实上，由于现代政府管理智慧的缺乏，呈现在这种简约思维之后的，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时的省事换回的却是长久的怨憎，得不偿失。
而从逻辑上说，谁都知道，热闹不等于闹事，聚众不等于骚乱。公民娱乐本是一种社会权利，如何运用好这项权利，关键在于社会如何有效的自我管理，在于政府适可而止的调节，而不是害怕有所谓的“安全隐患”就一禁了之，一了百了。举例说，每到岁尾年关，春运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怎不见有政府部门出来要求禁止或者取消大家过春节?究其原因，无论官方和民间都有一个共识，即过春节是民众的需要，过好春节是政府的责任。
同理，在德江县政府尊重当地传统，并提供种种便利与保障后，预想中的安全问题就压根没有也不会发生。一个社会是否富庶，不仅在于思想观念上的百花齐放，更在于人们是否有条件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于政府在保障民众这一权利方面是否有所作为。
新华社记者昨天中午在德江县城看到，“主城区热闹非凡、观看舞龙的人很多，几条龙已经舞起来，鞭炮声不绝于耳，群众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观看舞龙”。这个事实似乎反证，只要组织得好，在主城区舞龙并不一定会出事。以“禁”代“管”不是上策，政府要做的是细化管理和服务意识。
以文化多样性的名义，在全球化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各地都在不遗余力地保留、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与风土人情。有目共睹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随着民间社会的成长，中国传统文化渐渐复苏，这本是件有希望的事情。如果政府部门只是图管理上省事而对民众舞龙一禁了之，其结果必然是不仅让当地丢失了传统文化，同样丢失了当下的生活。事实上，透过上面的冲突，所谓“安全”也早已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