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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周久耕好象是“香烟门”事件惟一的牺牲品。因嘴叼1500元一条的“九五之尊”烟而闻名于网络，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近日丢了乌纱帽。不过，香烟门的另一主角―――“天价烟”丝毫未受影响，不仅没有停产、改名，反而在节日的寒风中高价热卖。
在周久耕被免职后，有消息称“九五之尊”也将成为“香烟门”的牺牲品，为配合防腐败目的，降价销售甚至停产。还有报道称，这种烟不会下市，但要将有王者隐喻的“九五之尊”更名为相对低调的“九五”。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节日的南京市场上，“天价烟”不仅没有断货、改名，反而在寒冬中高价热卖。事实上，“天价烟”不过是个道具，周久耕不过是一个牺牲品，“天价烟”不会因周久耕的“香烟门”而停产，背后的原因不言自明：“这么贵的烟，很多人是买来送礼的。”正如“至尊”这款烟的广告词所言，此烟不仅仅是优良的品质，还暗示了此烟与金钱、权力的关系――“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在古代，卿相这一官位相当于今天的总理。易言之，“天价烟”是礼尚往来的等价物，是个腐败的道具，绝对不会因“香烟门”而退出历史舞台。
必须指出，“天价烟”热卖与新年的到来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年关的送礼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链条。从造礼者的刻意为之，到送礼者的有所求，再到受礼者的坦然接受，最后到中间环节上的各色人等，送礼经济以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气势锐不可当。有人形容说，送礼经济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用公家的钱送礼，再用公家的权还礼的怪异之物。送礼选“天价”，“醉翁之意不在酒”，“厚礼”的要害是交换。大凡送礼者，无论货币数额有多高，总是企图以较小的投入获取数倍于礼品的产出。而收礼者，总是以公权的部分丧失为代价。由此足见，遏制“天价烟”的关键不在“天价烟”本身，因为“天价烟”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要从源头上断掉“天价烟”，必须从遏制腐败开始，拿“送礼经济”开刀，这样才能“控烟有道”。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府中人同样是“理性人”，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同样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权力腐败，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权力的商品化、资本化和市场化。权力商品化是掌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商品，来进行权物、权钱、权色、权权交易，从而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
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建立自由经济秩序的最大推动力来自于政府，其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政府本身创造了一系列条件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也设置了许多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不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就会形成独裁和垄断。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限于宪法授予的范围，并且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政府不应该是无所不为的，而应该是“能不作为就不作为”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现实生活中，很多典型腐败案件的发生，归结到一点，就是在这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对权力监督的真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结构性根源来源于权力、信息这两个相关的不对称性，前者指公共权力和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力量的不对称性，后者指的是由于腐败隐秘、敏感特性而造成的腐败者和反腐败机构所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性。这就需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充分利用有效的媒体工具，监督权力的运行过程，使其成为对腐败行为施加社会压力的一种权威的制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