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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京公务员申论热点"奇葩证明"不止,社区压力不休
今年以来，有关部门整治各类“证明”业务，尤其是“奇葩证明”的决心和力度凸显。7月，民政部、中组部下发通知为社区减负，明确提出不再开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8月，公安部也列出了包括“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18项不再开具的证明。然而，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多地调查发现，不少奇葩证明依旧“不得不开”，社区等基层单位开证明的压力依然巨大，为各种证明瘦身面临多重困境。
社区公章变身“万能章”，
一纸禁令难减基层重负
社区作为出具各种证明的“大户”，近年来面临各种奇葩证明需求，苦不堪言。今年7月，民政部、中组部印发通知，明确指出“各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职责范围内的证明核实事项不得要求社区出具证明”。然而，相关部门密集下文并未彻底为社区减负。
江西南昌市天赐良园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吴晓华向半月谈记者罗列了要开的各类奇葩证明：交警查扣无法证明来源的摩托车，要居民来社区出具“买车发票丢了”证明;居民在家中死亡，火化时要社区出具“人死了”证明;有关部门提拔干部，需要社区开具“人品证明”……吴晓华说，因为地方没有配套文件和细则，这些奇葩证明仍然涌向社区，成为社区最耗费精力的业务之一。
吉林长春市一个社区的党组织负责人称，社区成了名副其实的证明“大本营”，她曾经在一天内开出了8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每一种都是居民迫切需要的。除了婚育状况、收入等常见的证明种类外，一些居民前来社区要开的证明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居民把钱洗皱了到银行兑换，银行要求社区出具证明。
“开证明可以，但是证明背后的责任我们担不起，所以不是不想开，不是想难为居民，而是实在开不起。”天津市南开区的一位社区主任说，需要社区开的证明多而滥，社区公章被迫变为“万能章”，但现实情况是社区难以承担这些证明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等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没有调查权、执法权等，没有协助水电有关部门、企业进行调查、协助并盖章的义务。对超出规定职责以外的要求，若有能力协助的，应通过协商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否则，社区居民委员会可以明确拒绝。
“不盖章，居民说是社区推卸责任，有时还会发火拍桌子，影响社区服务人员和居民之间的关系。盖出去一个章，就不知道哪天真要吃官司。”吴晓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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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不愿担责、转嫁风险、信息割裂
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29个省份民政部门开具了841万份婚姻状况证明，甚至超过了当年婚姻登记的工作量。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是基层社区，包括婚姻登记机关、派出所等在内的多个基层单位，目前仍还在开具相关证明。
奇葩证明有禁难止，与一些职能部门不愿担责、转嫁风险等原因密切相关。有社区干部认为，一些行政部门和单位不愿意开或者不敢开具证明，层层推诿到基层部门，以为有了基层单位的证明，一旦出现问题就与己无关。
有社区干部介绍，曾有交警部门下发文件，要求特殊驾驶员的资料由社区掌握管理，但对于社区来说根本不现实，社区没有能力对这类事务进行管理和证明;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在进行理赔时，关于投保人和受益人的关系、受伤情况等都推给社区来证明，保险公司本身不进行实际调查。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冬梅说：“本着服务社区百姓的出发点，居民要什么证明我们尽量满足，但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些企业、单位要求居民开的证明越来越奇葩。”
一些现行政策规定是导致奇葩证明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乡户籍二元结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部分居民在入学、商业保险理赔等方面，经常会被学校、法院、保险公司等单位要求开具证明，表明自己的户籍身份。
北京市一家猎头公司从业人员汪楠认为，国家对个人提供虚假信息的责任追究难落实，导致不少企业和单位需要求职者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在大量的求职者中不乏提供虚假信息的，一旦自己的员工出现犯罪行为，企业可能要负有连带责任，因此企业迫不得已只能要求求职者自行提供证明。”汪楠说。
信息不对称也导致一些部门、单位以“证明”来证明。中国工商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工作人员赵鹏表示，由于银行无法查询客户完整的户籍信息，仅凭户口本很难确证亲属关系，出于对客户财产安全的保护，在办理如过世老人存款提取等业务时，仍会要求出示类似“我妈是我妈”的证明。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晓明认为，公民户籍、就业、生育、婚姻等基本信息处于分散、割据的碎片化状态，不能实现部门间、地区间互通共享。这是奇葩证明泛滥的深层次土壤。
列出清单、信息共享，
让社区和群众喘口气
证明繁多不仅增加群众办事负担，也会潜藏利益输送等违规违法行为，抬高社会治理成本。公安部、民政部等多部门为证明瘦身的新规，固然是一剂良药，但要彻底解决奇葩证明的问题，不仅要堵住出口，更要疏导好需求，不能把群众夹在“一面要证明，一面不给开”的尴尬境地。
李冬梅认为，打破证明的怪圈，应当斩断恶性循环的链条。椿树街道今年制定了《社区印章使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社区居委会开具证明的范围和基本样式，超出范围的证明不予开具。经过规范后，椿树街道社区开具证明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
廖晓明认为，国家应当让政府部门和窗口单位列出“清单”，给出需要出具证明的理由。另外，从便民角度出发，一些部门单位对于能够核实的情况应当自行核定，不应把证明的负担转嫁给群众。
基层社区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为了避免在开证明的问题上互相推诿扯皮、转嫁风险，应当建立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并明确职责。如果一些证明确实需要，相关部门应该以“公对公”的形式解决，不能把问题直接丢给百姓。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表示，要加快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设切实可行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开具证明的种类和环节。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于丹丹认为，简化证明还需要全社会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不诚信行为惩处力度，个人对自己提供的信息负责，弱化相关部门单位在照章办事中潜在的连带风险，降低证明的非必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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