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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政府工程 法院不立案
56岁的农民工老唐又一次被工友堵在了出租屋里，大家情绪都有些激动，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讨要自己的工钱。老唐是辽宁鞍山的一个农民，2014年6月，他带着三十多名老乡到吉林省乾安县建地震房。这里在2013年遭遇了5.3级地震，不少村民的房屋都被震毁，当地政府出资为农民修房，老唐负责其中60所地震房的封顶工作。但是，活干完了，他们却没有拿到工钱。
老唐决定自己留下给大家讨要工资，他把最后一拨工友送上了回辽宁老家的客车，拿着工友们的工资单，想着等自己回去过年的家人，老唐有些难过。“不敢回去，回去和家人没法交代，，天天见不到钱，这是今天一天的伙食，两个面包五块钱吃两天。”按照老唐和承包商签订的合同，前十栋地震房完成后，支付百分之三十的工程款，剩余款项完成三十栋后一次性结清。可老唐说，对方一直没有付钱，10月1号工程完工了，工程款欠了近40万元。由于这项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和老唐签订合同的承包人甚至都不是上级建筑公司的员工，公司拒绝为老唐支付工钱。无奈之下，老唐决定找政府部门求助。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建议，要想彻底解决工资纠纷问题，还得到法院立案。
乾安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地震房这块是政府行为，我们法院不受理
记者：那我们找谁呢
乾安县人民法院 工作人员：找政府呗
老唐重复着找承包人、找建筑公司、找信访办、找监察大队、找法院的路线，却发现陷入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最终的答复都指向“政府行为不归法院受理”。本来是政府的惠民工程，做完了却拿不到钱，老唐觉得委屈又无助。
老唐的讨薪路终于在这一周出现了转机。报道播出后，乾安县委、县政府连夜成了3个工作小组，找老唐核实情况、核对账目。经过7天的调查，认定老唐被拖欠工程款35万元，现已着手组织房屋验收，61户屋顶工程有9户出现漏雨未能达标，双方达成解决协议，预计25日前验收完毕，并且承诺1月27日前，由承建该工程的华森建筑公司支付老唐被拖欠的工程款。
岩松说
说社会对农民工讨薪不重视，这绝对不公平。从媒体呼吁到领导重视，关注度从来没有减弱过。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写入《刑法修正案》，可见力度。但几年过去，醉驾入刑效果真明显，你从代驾公司越来越火就看得出来。可恶意欠薪入法却似乎没取得那么大的效果。其实一个数据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移交司法的恶意欠薪案约近900件，可到2014年春节前，各地法院真正审结的只有50多件，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人说，讨薪之难，一个关键点不在法院，而在于拖欠工钱的有好多政府工程。地方的政府工程欠工钱，这钱该怎么要呢?
最有效的讨薪方式还是媒体?
长沙火车站电子屏幕上滚动播出的老赖名单和照片。这是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芙蓉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共有54名。
“一些地区政府项目出现工资拖欠问题”，被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认为是当前欠薪的主要问题之一。以往一说到农民工薪水被拖欠，人们往往就把矛头指向包工头、施工企业。然而，很多时候当人们层层剥茧后发现欠薪的“幕后债务人”，其实是基层政府。向地方政府讨债有多难，本台2013年就曾报道农民工老何，向河北省遵化市职教中心讨要拖欠六年工资的经历。
2007年，老何与300多名工友在河北遵化打工，修建了遵化市职教中心，他们的工钱却还没有拿到。按照正常的讨薪渠道，劳动监察大队是受理农民工投诉的，但是这个欠款的如果是政府工程的话，劳动监察部门不仅不能帮农民工讨薪，反而成为了拦路虎。
遵化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找我们没用，职教中心是政府工程，政府工程我们管不了，你要是私家企业的工程，我们可以管，但是政府工程我们管不了。
讨薪六年的经历让老何和工友们体会到，最强悍的“老赖”往往是“官赖”。讨了六年没有任何结果，却因为媒体的报道一夜之间得到了转机，很快拿到了欠薪。
“如果政府一旦拖欠民工工资，我个人认为，现在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媒体，通过媒体曝光之后政府出来解决。”魏济民是广东华瑞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过很多拖欠工程款的案件。他说，拖欠工程款的大部分是政府工程，包括国有企业工程。而处理和政府欠款的案件他们往往只能采用协商。
“我的当事人明确告诉我，不能打官司。因为这个一打官司他怕和业主关系搞差了，法院也执行不了，他担心没有这种力度。政府构成欠薪罪，至少我办的案件里边接触不多。”魏济民说。
政府会拖欠工程款不是个案，也不是个别地方存在。一年前，广东湛江市各级党政机关764件负债案未执行到位、累积欠债超过18.5亿元的消息曾引发舆论热议。不久前，“广东整治官赖讨回逾140亿元，约谈拒不履行者”的新闻，再次人们意识到地方政府拖欠的严重。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认为，解铃还得系铃人，“还要从政府自身出发，一个是政府对自身干预严格要求。你既然承担对农民工讨薪这样的维权责任，一旦这个问题涉及到你政府自身的话，你不能护短。”
岩松说
过去常有一些事儿，由于政府介入想要谋取利益，可自己又负责监管，被媒体人形象的称之为“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可面对农民工讨薪与拖欠工资这件事儿，当你发现居然有相当数量的钱是政府欠的账，那句话就可以改成，“政府又当裁判员，又当犯规者”，这“球”可怎么踢呢?而自己犯了规，你能指望他自己给自己亮黄牌或把自己罚下场吗?说到这儿，似乎在某些情况下，讨薪水成了一个难解的死结。可是，真没办法吗?
背后是“政绩工程”作祟?
地方政府失信拖欠工程款成为农民工工资债务链“源头”，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中西部及三四线城市，也随着经济下行日益显现。
“2014年我们经济增长7.4%，是这些年来最低的一年，再加上房地产不景气，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也比较困难，可能会增加欠薪问题。”汪玉凯说。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即使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也常常举债建设。在广州，仅2013年就新增382.75亿元的债务，用于市政基础设施、轨道交通以及保障房建设等。而经济欠发达地区 政府偿债能力更是有限，但一些地方仍然为了政绩，在无力支付工程款情况下，用行政命令推进政府工程建设。
“我们处理政府欠薪案件，首先不能打官司，比较难，最终我们还是主张协调。比如你县政府欠钱的话，你县法院你能执行吗?这个在法律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现实操作中比较难的。”魏济民律师说。
去年6月，在安徽萧县承接路桥、排洪沟等市政工程的包工头杨永，因屡次找政府讨要工程款无果，迫不得已自借数百万高利贷偿还农民工工资和供货商欠款，直至不堪压力吞药自杀。而杨永承接工程的萧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一次“官场地震”后，原县委书记落马领导班子大换血，导致当地政府拖欠工程款现象“雪上加霜”，如今斥资上亿修建的政务新区也成烂尾变身“放羊场”。
去年全国叫停663个“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成绩单被晒出，当公众普遍叫好时，处置这些因决策失误或与贪腐相关的“政绩工程”，仍要消耗大量公共财政。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文化长廊”就在建成3年后,又花费3亿元拆除。
“把所有的政府的拖欠情况公布出来，向最高院公布老赖那样的，我觉得这个社会效果非常好的。通过制度，还有这种诚信体系来制约，我觉得非常重要。”魏济民律师认为说。
“政府你是一个治理主体，主要是帮助农民来维护他的权益这样的公共机构，所以你自身要带头，你首先不应该欠薪，如果能把这口堵住以后，不仅仅对政府官员上马项目，决策要慎之又慎，而反过来他对其他社会主体也有示范效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岩松说
讨薪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生活质量、幸福与尊严的问题，它给相关人带来的重重压力，长期以来我们理解的还是不够深。欠薪的企业老板往往被人们称之为黑心老板，可如果要是政府欠薪，如果人们也这样形容，那就太难听了。讨薪从政府工程不再欠薪开始，给社会做一个榜样，同时，无债一身轻。身轻才能气正，才能更好的检查、监督和处罚其他的欠薪单位，欠薪才慢慢会从顽症变成好治的病。
讨薪不易，我们目前能做到的也就是发给需要的人，或者自己保存，需要的时候方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