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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表示，从城市发展角度考虑，兰州巨资造新城的目的之一，是想强化兰州的西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而土地资源是其核心要素之一。但易鹏提醒说，一个城市的扩张须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新一轮城镇化过程，市场应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力量。没有大产业支撑的兰州，即使付出昂贵的造城成本，也很难通过地方政府设想的通过房地产、土地财政、高地价等方式来实现巨额投资的回收或者盈利。
6月底，兰州市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牛铮超曾去成都，参加一场主题为城镇化发展的论坛。牛铮超说，他发言后，多位与会者表达了对兰州新城建设模式的质问。牛铮超表示，目前外界对兰州挖山造城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生态的破坏，第二是土地财政的质疑。但牛铮超认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套用东部地区的模式。
牛铮超对于挖山造城持支持态度，他同时也承认，一定程度的生态破坏“不可避免”，他说，“但应该衡量两者之间的利弊比例。”对于土地财政，牛说，在目前分税制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法。
对于兰州新城建设模式的可复制性，“西部很多地方跟兰州一样，如西宁、贵阳、昆明等，都面临土地瓶颈的制约”，牛铮超表示，“兰州模式也适用于这些地区”。
区域经济学者刘斌夫则认为，兰州模式适用于国内任何一个新城建设，但必须考虑新城与老城的位置关系，“绕开土地红线限制，利用不易开发的低丘、荒滩等进行新城开发，在东部城市已经有成熟的经验”，刘斌夫说。
刘斌夫表示，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土地，与兰州新城的土地来源相仿，“天津和上海都是利用荒滩”，但是，“尽管是荒滩，它们的区位很靠近主城区”。兰州新城与主城区的位置，也符合这一定位。
唯一令刘斌夫担忧的，是兰州庞大的挖山造城规模，与其财力是否相匹配。西部城市在新城开发过程中，“因财建城”是有别于东部城市的重要一点。“兰州毕竟是一个地级市，经济总量不大，若在几年内修建体量庞大的新城，会出现由于城镇化进程、产业引进等的不匹配，形成一个空城。”
可开发土地面积对于一个城市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制约?牛铮超以合肥为例进行解释说，2005年合肥GDP800亿元，2012年达到4000亿元，而兰州这两年仅为570亿元和1500亿元。
牛铮超称，差别在于，合肥有着广袤的土地资源，作为城镇化的前提。而兰州正缺乏这一点，即“合肥和兰州GDP差距拉大，在于兰州建设用地少，招商引资项目无处可投”。进一步讲，牛铮超认为兰州的挖山造城，实际上是源于内外两方面的压力。于外，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土地的迫切需求。于内，则是兰州逐渐饱和的现有城区面积，所带来的交通、房价、环境承载等一系列压力。
“就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比而言，兰州的城镇化率是很高的”，牛铮超说，“但这个数据并不能反映出兰州城镇化的真正情况，目前兰州核心城区的人口超过了每平方公里5万人，但兰州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覆盖率都很低。而兰州新城则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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