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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有九市，其它有名的都市，如洛阳、宛、临淄、成都、平阳、邯郸、等，也设有市。在一些更小的城市中，如会稽、淮阴、淮南、荥阳等，也设市。在成都附近的新繁曾经出土有一块东汉画像砖，上面刻画了市的平面图(估计为成都市)，是非常宝贵的古代市制的形象资料。
东汉雒阳有三市，金市最大，在西城中，南市和马市分别在东城外和南城外。曹魏邺城有三市，从左思的《魏都赋》看，市设有围墙、旗亭，商品按种类列“肆”，并有固定的交易时间。六朝都城建康有三市，设于水边，便于航运。北魏和隋唐洛阳有三市。隋唐长安有东、西两市。
集中而规范的市制在战国时期产生，是商业发达的结果。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的帝国时期之后，城市有了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势所必然，这时，市制一成不变的沿用不仅不能满足需要，反而成了障碍了。对交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一个方面，再者，将挂名市藉的贾人打入社会的底层，推行贱商法令，借此遏制了人们奔商的势头和倾向。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抑商政策的根源，禁榷、土贡〔土特产进贡〕、官商业三项制度是抑商政策的保证，市制则成了一条措施。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极其缓慢。
在封建社会中，城市经济的构成是手工业和商业。两者之中商业的地位更为重要，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商业的活力。在把持了主要的手工业之后，统治者又把商业压缩在“市”区这么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便极大地抑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抑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等于束缚了城市进步的步伐。众所周知，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是在封建统治体系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和自治的城市，有如沙漠的绿洲一样，在不自由的封建社会中是封建统治之外的一片自由土，能置身于封建制度的干涉和管理之外。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关键在于城市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具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手中，从而基本上摆脱了封建的依附关系。中国的城市经济既然那么弱小，受控于统治阶级，无力成长为一股独立的势力，那么，统治者就能始终如一地掌握着城市的一切，轻易地把城市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再用作国家机器的核心部件，实施统治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封建城市长期局限于政治、军事工具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区别出了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中世纪城市在性质和作用上的完全不同。这一不同，又导出中国和欧洲封建制度的重大不同。“在欧洲，城市与农村是分离的，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因此，欧洲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二元的;在中国，城市与农村是统一的，农村不是与城市相分离，不是各自成为一个体系，而是农村为城市所统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元的”。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依赖农村。中国封建城市，等同于封建统治的政治堡垒，完全寄生在小农经济的机体上。
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制经济，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对立，而是辩证的、相对的对立同一关系。商品经济在两个方向上对自然经济发生作用，一方面，商品经济不断瓦解、破坏自然经济，扩大自然经济中交换价值的生产，促使自然经济向消亡的方向转化;另一方面，它又给自然经济以支持。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它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都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的。其自足性、封闭性都较差，结构松散，空隙较多。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一样，商品经济存在于自然经济的空隙中，并渗透于自然经济，对自然经济起着补充、调节、支持的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尽量减小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瓦解作用，增大支持作用，也就是保持二者的同一性，减小斗争性，便是统治者的一大课题。总的来说，抑商是各代奉行的策略。但是，抑商并不是取消商业，精髓在于控制，在于把握，既要让商业存在，又不能听任商业的自由发展，始终将其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时，在城市中实行市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市场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交换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因为自己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对于商业是极大的推动因素。对于市场权，即举办和管理市场的权力的控制，不单单是从中获取利益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拥有左右商业发展的能力。在西欧，市场权的授予本属王室特权的范围，到了9至10世纪以后，逐渐旁落被瓜分，分属个人、教会和市镇。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后果是市场的大量兴起，从而酿成14世纪到17世纪的商业革命，使商业真正成为独立于乡村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一大行业，为西欧新的社会转型即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条件。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封建统治者牢牢把握市场的重要意义。
当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处于同一状态时，它的作用在于支持自然经济，也就是商业加强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形成以小农业为主体的“小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封建经济结构，商业与手工业一样，是小农业的附庸。由于小农业的分散性，决定了商业的分散性，就象前面说过的那样，商品经济存在于自然经济的空隙中。商业一旦独立，整个封建经济就有崩溃的趋势。而市场对于商业，用形象的语言来说，的确具有磁体般的吸附功能，它的不断壮大使商业朝着集约化、独立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市制，控制市场，就是与官商政策相配合，将商业压制在有限的规模、简单的形式和零星分散的初级的状态上，使其囿于封建经济的结构之一，而不至于成长为破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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