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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末日预言，而是现实。
2012年2月中旬，一道形似闪电的裂缝，在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西侧地库出口处出现。这条长约10米的地缝，最宽处可以插入一指。在裂缝两侧，沥青路面呈现明显的拱起状。
数天后，施工方才设法将该裂缝填平。老师称，初步判断裂缝是在建上海中心基坑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沉降所引起。
最早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上海是中国最早发现地面沉降迹象的城市。一个世纪后，上海市区地面累计沉降量已经超过2米，贯穿市区的苏州河面高度明显高于河岸。
10年前，一项经济测算启动。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导张维然带领他的团队，受研究地面沉降的权威部门――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下简称“地调院”)委托，主导研究了一份长达100余页的《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报告(下简称“《经济损失评估报告》”)， 称2001-2020年上海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经济损失总额为245.7亿元。
“当年得出的245.7亿元的评估数字，现在看来太过保守”，张维然对本报称，“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上海经济总量增加，20年内地面沉降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千亿元的水平。”
承受沉降之痛的不仅是上海。根据国土资源部此前公布的一份官方地质调查报告，地面沉降灾害目前已经在中国的50多个城市里发生。据此，国务院审批通过了《全国地面沉降防治规划》。
沉降经济损失远超预期
2002年9月16日，由同济大学张维然团队和上海地调院合作研究的《经济损失评估报告》，在两位“两院”院士和其他九名老师的评审下获得通过。老师团对这份被列入上海市科委重大科研项目的报告评价是，“在经济评估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不久后，该报告中的评估数据就被政府引用，刊载于《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
“报告内容出乎老师团的预料”，张维然称，“我们首次把地面沉降同其造成的灾害联系起来，将一个地质问题转化为了经济问题。”
实际上，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共分为两部分。其一是《1921-2000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指出在该段时期内，上海因地面沉降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943.07亿元，平均年损失36.8亿元。
而其后的《2001-2020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经济损失评估》则更引人关注，这份评估内容称，“地面沉降是加速潮灾、涝灾等自然灾害的风险源”，“由于上海市市政建设和高层建筑的建设以及周边地区继续抽取地下水的影响， 地面沉降趋势仍在继续”，最后通过模型估计的2001-2020年间上海市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经济损失，达到245.7亿元。
“我们当时只将八个因素纳入到了地面沉降经济损失的评估模型中”，张维然对本报称，“但实际造成地面沉降经济损失的影响因素，比我们的模型要多一些。由地面沉降引发的直接经济损失要比245.7亿元的规模翻上数倍”。
报告纳入的八个影响因素，包括地面沉降加重的潮灾损失、地面沉降加重的涝灾损失、市政基础设施损失、建筑物及构筑物损失等。其中，前两个因素的经济损失共为206.69亿元，占整体经济损失的84.12%。
“我们的评估假定2001年以后控制沉降的措施与以前一样，城市建设的速度基本与以往持平”，张维然说，“但现在看来，上海城区面积已经扩大，大规模的地铁建设也在开展，高尔夫球场等严重耗费地下水的建设我们当时也没有考虑，甚至还有不少别墅住户在自家院子里打井取水，这个情况也较为普遍。”
张维然表示，近几年每到夏季台风季，已发生多次预报台风将横扫上海而最终擦肩而过的情况，“但谁也无法保证今后上海还能有这样的运气。一旦台风正面袭击上海，因为沉降而导致的潮涝灾损失必将扩大。”
城市最优容积率之辩
事实上，肉眼可见的警告已经一再出现。
2012年1月，上海地铁4号线海伦路站出现“不规则沉降”。2004年，上海市中环线邯郸路地道工程引起明显的地面沉降，周边楼宇裂缝最宽处达5.4厘米。当年11月9日，地道附近的复旦大学叶耀珍楼的消防水管突然爆裂。
这些现象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是由泥沙冲刷所形成的软土层结构。软土层地表具有“含水量大、孔隙大及压缩性大”三大特征，就像一块海绵，挤水的同时，会出现严重的变形。
而大量的地面和地下建设，以及开采地下水，使得软土层不堪重负。
上海市地调院总工程师严学新曾在2002年撰文称，基于对上海市内四个典型高层建筑及多层建筑密集区段的研究，发现建筑密度越大，建筑容积率越高，地面沉降就越显著。这四个区域分别为陆家嘴、徐家汇、中原和长桥地区。其中，前两者属于金融与商业发达区域，后两者为居民聚集区。
文章透露，随着上述四大区域建筑面积和容积率在过去30年中不断增长，导致其中沉降最严重的中原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平均年地面沉降量已达到15.14mm，较之1970年代的年平均1.37mm加速了约13倍，而其余三大区域也呈现不同程度的沉降加速现象。
文章分析认为，在上海市内，沉降控制条件下适宜的建筑容积率应在0.9-1.2之间。然而这在部分倡导城市高密度发展的老师看来，“低密度开发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就在今年1月的上海《文汇报》上撰文，力挺上海敞开容积率限制，提倡城市高密度发展。文章甚至畅想，未来上海成为高密度的“立体”城市，容积率可以达到15。
然而上海脆弱的软土地可能无法承载这一远大的畅想。上海市地调院沉降研究所所长王寒梅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早在2001至2005年，上海中心城区就形成了一个大漏斗区，其中一块就是大虹桥开发区。
王寒梅称，大虹桥的漏斗区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西部第五承压含水层有大漏斗，以及受到邻近江苏对这一块地下水的开采影响。这一漏斗区经过长达5年的填补，直到2010年才通过“地下水回灌井”的技术予以瓦解。
上海市地面沉降动态监测资料表明，上海市区自1986年以来地面呈现不断加速沉降的趋势。其中，1986-1990年间市区地面平均下沉36.4mm，1991-1995年间市区地面平均下沉53.8mm，而在1996-2000年间，市区地面平均下沉量达到了98.8mm。
更令人忧心的是，在同一时期内地面沉降速率较大的杨浦区、闸北区、虹口区、黄浦区和长宁区西部，皆为人口密集区。
5年动用210亿元防沉降
2006年10月，《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施行，正式将回灌等防治地面沉降的方法纳入行政管理范畴，也对超采地下水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标准。
5年后，由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编制的《上海市地面沉降“十二五”防治规划》审议通过。《规划》显示，在“十二五”期间，要确保上海全市年平均地面沉降量控制在6毫米以内，减少差异地面沉降，缩小年均沉降量超过10毫米的地面沉降区面积，《规划》并表示要继续加大地下水开采和人工回灌管理力度，实现按区域、分层次地下水开采与回灌的动态平衡。
而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为地面沉降投入的资金已十分可观。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陈华文今年2月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十一五”期间，在上海地面沉降的总体投入中，仅在管网方面的投入就有200亿，而每年用以监测的费用则将近2000万，另外在回灌方面的投入一年也在1亿左右。
由此统计，在过去5年中，上海用以防止地面沉降的投资资金总额，至少已在210亿元左右。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就已投入3500万元，建立了一张覆盖全市的地面监测网络。目前网络已包括全市各区县的43个基岩标、146个GPS监测点和326个水位观测点，能够随时预报上海各区域地面沉降现状。
上海建交委主任黄融此前曾介绍，上海通过关闭深井、控制地下水开采、加强回灌等措施，使得在2011年上海地下水回灌量首次超过开采量，地面沉降控制在6毫米之内，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不过在地面沉降较为严重的黄浦区，现实仍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在毗邻外滩的苏州河两岸，一些地段的地面高度已经低于防汛墙内的苏州河水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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