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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乡接合部城市化探索标本$lesson$
村庄里的创造
我们梳理发生在首都北京丰台村落的这些故事，探寻这座超级大都市着力于细胞上的创新密码，记录前行中国的些微印记，并试图与读者一道读懂自身生长的逻辑。
北京，穿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以共和国首都的身份矗立于今日世界都市的版图，近30多年间，更成为观察当今中国蓬勃成长的鲜活标本。
对今日北京的观察，乃或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可能已经不再需要仅仅止于疾步前行中的华丽魅影。
掠过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也会有不为人们熟知的寂寞乡村;穿过林立的摩天高楼，也有会仍然蜿蜒的乡野土路;与金融街、CBD行色匆匆的俊男靓女擦肩而过之后，你甚至还可以快速切换到贩夫走卒聚居的背街小巷那些所谓的乡村，其实有些就位于北京城区的核心位置，其距离天安门这样的显赫地标不过十几公里。
提到城市化，人们往往会直接将目光投向大城市边界之外的广袤土地，又有多少人会注目或与自己小区仅一墙之隔的城中村呢?
在北京这样一个超级大都市里，城市与乡村犬牙差互，市民与村民交错而行。在那些近在咫尺的城乡接合部，一个外界不甚了解的北京，或许还没有那么的光鲜非凡，可是在那里静悄悄发生着的变革，却是那么的真切和生动。
在那里，一些“小村”曾似一块块洼地，与摩天楼群共同呼吸――它们或是早已完成了“上楼”，尚因社保等原因仍顶着“村”的帽子;或是依然在“吃瓦片”，靠出租房屋获益，那低矮小楼丛聚之处，外来人口集聚，乃至夹杂着些许污垢;它们大多经历过有些“夹生”的城市化，既期待土地含金量的不断释放，又担心村去人散、拿了沉甸甸的补偿却可能从此无所依凭
这些，当然绝不独见于北京，而恰恰是每一个中国城市都普遍遇到又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详细》》
草桥村变身记
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让全体村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茂春引以为豪的事。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
王茂春还不甘心。这位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草桥村党支部书记，觉得自己祖居的京西南村庄可以像京东国贸地区那样光彩夺目。
从地理位置上看，草桥与国贸一带确实难分轩轾――前者在西南三环，后者在东三环，两地与天安门的距离相若，各自的区域内甚至都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
北京人都知道：作为首都CBD核心的国贸区域，号称“中国金十字”;而草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
草桥不是国贸。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建设工厂，京东地区也许是北京最早展开城区拓展的区域，而草桥至今还是个“村”。但草桥仍然期待成为下一个国贸。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虽然叫“村”，但此时这个有着20多家集体企业的“村”，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村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王茂春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提起南方地区的那些“超级村”，花农出身的王茂春遗憾错失了一些机会，但很快又释然：咱们离天安门这么近，发展重要，平稳也重要。
在丰台区规划展示馆的环幕电影中，簇簇摩天大楼如春笋拔节般生长，“商务区”、“金融区”招牌闪亮。王茂春觉得，脚下的土地仍然埋着金子，机会仍在。
回迁安置房：西局村账本
回迁安置房都是高层塔板结合，可看起来就是低密度的高层板楼，地上27层，地下3层。“以前回迁房有1梯8户的，全阴户型。”武长军说，在得 到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户，户型几乎都是南北通透，“经过全体村民投票，选大家最满意的”。
西局，自古人员混杂。丰台志上说，几百年前这里遍地镖局，又因在京西，所以得名。
在西局村村委会主任彭军的印象中，大约在1988年，西局的外地人多了起来。“开始是浙江人，倒腾皮夹克。”他说，随后各色人等接踵而至，生意涉及羽绒服、水产、建筑。
西三环中路从西局穿村而过。西客站和六里桥、丽泽桥两座长途客运站就在村边。作为进京闯荡的第一站，1994年、1996年，西局外来人口连续冲上历史高峰。不过，总体上讲，那时1.64平方公里的西局村与西三环、南三环附近其他城中村的情形大体相当，北面有六里桥，南有石榴庄，沿南三环向东有木樨园、成寿寺。
“一运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2000年，第一个改变的机会来了。当时北京市政府决心大力推进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绿化隔离带建设。模仿莫斯科规划而设计的“绿隔”，主要是为了防止城市各区域连成一片，实现分散而有重点的布局。
被称作“一绿”的北京第一道“绿隔”的建设起起伏伏。到2000年，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以及相关暂行办法，提出在3至4年内完成60平方公里“绿隔”建设。这被认为是实现“绿色北京”承诺的重要举措之一。西局村在改造目录中。
改造政策下来，西局的村民们发现与以往大有不同。政策许可以农民合建房的形式搞房地产开发，所得资金用于区域内的各项建设以及解决村民生计。“就是政府不出钱，由村集体自己用土地搞开发。”西局村党支部书记武常亮回忆说。
根据后来出台的具体政策，用于农民搬迁上楼的自住房屋与上市商品房比例为1：0.5.也就是说，每建设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可以建5000平方米商品房出售，所得资金用于前者。
这项前所未有的政策既不同于国家征地，也和城市危房改造不一样。农民们发现，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换新房子、搞开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几十个城中村都雄心勃勃，组建了村集体的房地产企业。于是，北京的“一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力度启动开发热潮。
“一运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武常亮说。
收编“流动大军”
流动人口管理与村民自治章程相结合，这是张仪村的创新。“这个做法的基础是村里雄厚的经济实力”
十几年前，一听说去张仪村，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大都会皱眉。那条仅有9米宽、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让司机们宁愿拒载，也不愿“冒险”。
现在，群租的大杂院变成了规范的小区，路边摊贩被城市绿化带代替。张仪村成功“变脸”。
“对村民‘上楼’以后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性探索，是张仪村大变样的重要原因，其中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至关重要。”张仪村村委会主任阎德义说。
处于北京市丰台区和石景山区交界处的张仪村，本属于北京城的“边缘角落”，但在2005年前后，这里容纳了7000多流动人口，而村民仅1200多人。
数百万流动人口，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挤压下，散落在北京城市边缘的城乡接缝处。对这部分人如何管理，一直令各级政府头痛。
如何在土地流转与人口流动中找到平衡点，也是张仪村反复思考的问题。
外来人口几乎是居民的6倍
虽然是农村建制，但张仪村的基本农田20年前就没有了。
“当时没人种田，大家都出外打工。”阎德义回忆说，“20年前，张仪村的定位以种菜为主，那时候一亩菜地收入几千元，可如果用这亩地盖房子，能挣几万、十几万元。”
张仪村从上世纪80年代起逐渐城市化，基本农田逐年递减。“但村里也没有特别好的企业，那时候一年人均收入才一两千元。”
阎德义1999年5月到村委会任职，2000年当上村委会主任。“我刚上任的时候，张仪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存款也就2万元上下。市政条件就更别提了。当时张仪村不通公交车。路就9米宽，从我小时候就有，只不过后来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因为缺乏维护，路面破损严重，一下雨最深的坑积水能没过轿车挡风玻璃。”
2000年张仪村自己拿出一部分资金，把路面拓宽到11米，铺了新柏油，同时做了排水工程，但因为后期没人管，也就没能维持多久。
“真正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张仪村路经过再次拓宽以后通车了。同时，村里设计了7条规划路，现在已经完成4条的建设。路通了以后，自来水、电、天然气也全部到位。公交线路也由过去的3条增至7条。”阎德义说。路修好了，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