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城市规划原理考试知识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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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区域发展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关联性

　　1　前言

　　城市化水平是一国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结构性特征，也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1]。关于滞后的成因，许多学者做过有意义的研究。笔者从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个角度探究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成因，并且以统计分析的方法测度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发展关系，论证区域发展差异与总体城市化水平滞后间是否具有关联性。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大国，区域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中国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发展特征不同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区域经济体所组成。各个局部区域的组合形成总体，但总体的特征不一定代表各个局部区域的特征。因此，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极不平衡大国而言，城市化发展问题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总量分析上。对区域之间的差异情况的分析及理解有可能导致对总量及总体特征的更准确把握。

　　2　城市化水平“滞后”成因分析的多种观点

　　对于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因，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有以下一些观点：

　　2.1　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在我国，户籍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人口管理方式的意义，而是与居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分配紧密结合，职业、住房、教育、福利、土地、社会地位等方面全面树立起了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屏障。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

　　2.2　二元经济体制下，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的“进厂不进城”的特殊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方式削弱了工业化对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带动作用。对此，石忆邵[2]等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探讨。

　　2.3　农村土地产权流转问题。由于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赋予农民处置、流转土地的权利，同时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民由于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保障的土地，从而不愿永久迁移，阻滞了人口的自由流动。曾永昌(2001)[3]郑凌云(2003)[4]等人都提出了这种观点。

　　2.4　劳动生产率问题。叶裕民(2002)[5]称之为“工业化的结构性弱质”，也就是轻重工业的技术结构不合理。一般而言，重工业是技术密集型，比较劳动生产率高。而我国却违反常理地轻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原因主要是外资与技术的注入使轻工业站在一个具有后发优势的起点上。其结果则是应该技术进步的重工业没有实现技术进步，应该大规模吸纳劳动力的轻工业技术进步过快，没有起到应有的吸纳作用。

　　2.5　还有我国发展历史上的战略与认识的原因。王小鲁与夏小林[6]指出，建国以来的很长时期，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发展政策指导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被忽视和压抑，使大部分城市变成了功能不全，结构失调的单纯的工业基地。而1960～1970年代为备战而实行的“山、散、洞”的“三线”工业建设布局政策，也使工业进一步远离城市，失去了基础设施的依托，又影响了城市发展。

　　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和揭示了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因，有其说服力。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相当市场化，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以及人口迁移管理、产业发展政策等都与以往大不相同。

　　3　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拉动效用的边际递减原理

　　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可以证明，在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方面也存在着相通之处。

　　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关的规律，这种规律突出地体现在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关系。在1970～1980年代，钱纳里[7]、周一星[8]等人都曾论证了这一点。笔者[9]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对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拉动作用是不一样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当高度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下同)的进一步增长将不再导致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显着提高。图1为根据1999年世界各国数据构筑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对数关系模型曲线。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其内部的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也是基本符合这一对数曲线关系的。对我国2000年各省城市化率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为0.941，在0.01水平上显着，其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

　　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关系曲线显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一国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将逐步提高。然而这种带动的作用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逐渐趋小。表现为曲线逐渐收敛，曲线上各点的斜率逐渐减小。

　　将单位人均GDP的变动对应的人口城市化率的变化(△ULR/△GDP即曲线上各点的斜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递减的。如图3所示：经济发展初期，单位人均GDP的增长对城市化的边际带动作用相对较大;而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边际带动作用将逐渐减小，如图3所示。

　　这是因为，在城市化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推动来自非农业部门的增量式扩张，人口转移主要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进行――以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与服务业人口的转化为主，因而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很大;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的推动来自非农业部门内部分工的深化，科技和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发展方式有了质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城市化的外延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就逐渐减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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