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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权在城市诞生中的作用
城市在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在它集聚、生成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着一定的方向定型的具体过程中，总是要受控于一些具体的力量。
一面是生活的自然需求，一面是王权的意志，这是概括了的城市在初始阶段所遵循的全部主客观原因，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物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
相比之下，作为主观原因的王权意志表现得更为活跃，正是它的种种表现使得城市同以往的村落有了本质的差异。应该说，村落过去所有的功能和要素基本上都被城市所承继，但在王权的介入下，一切又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人们将分散和集中作为区别村落和城市的基本特征，但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在王权的驯服下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城市的诞生不是人们欣喜的创造，而是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斗争。历史，总是这么一种无奈的二律背反，文明往往要用不文明的形式来创造。
剩余的人力，剩余的粮食及种种，虽然村庄为城市生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并且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孕含着城市的胚胎构造，但它不会自动转化，向更高的形式迈进。作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达到巩固的形式代表，村庄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达到了这么一种限度后，因循与守旧等保守成分成为它的主要品质，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进一步的发展。自我满足再加上空间距离和物质环境的阻隔，每个村庄实际上都自成一个世界，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生动地描述了这个世界里村民生活理想的状态。如果没有什么惊扰，这种自满自足，墨守成规的村庄生活会几千年不变地继续下去。刘易斯·芒福德形象地把原始村庄比作一个未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才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
新的活力来自阶级的分化。剩余价值的产生带来了所有权的问题，诱发了争斗，部落首领在竞争和冲突的过程中，凭借有利的地位，以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了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形成集权局面，开始了少数人统治大群人的单方面的统治关系。逐渐地，这种集权形势把粗野的原始酋长改造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阶级分化从此产生了。
劳埃德· 摩尔根和威廉·莫顿·惠勒所谓的新事物(emergent)，是指事物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原有实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城市从乡村的脱胎，无疑紧扣了这一概念，所介入的新的因素，则无疑是国王手中强有力的权势。
我们知道，城市的兴起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内将此前处于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状态的许多社会功能聚拢，形成一个复合体。如果没有统一的号令，这样聚拢的顺利实现是很难想象的。在王权制度形成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对内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进行防御或攻击，有必要建立一个力量据点。在这种动机下，统治者以强制的手段将长期以来处于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社会因子、社会权力动员起来并束集在由城墙封围而成的“城市”这么一个大容器中，形成以政治、军事或宗教为核心元素的城堡，控制着辖区之内的社会组织并对其活动发出统一的号令。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时典型的社会运动现象，是城市形成的直接促动因素。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国内对城市起源的探讨，多着眼于经济学的原因。其实社会大分工对城市的起源属于前提性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条件。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价值，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中阶级分化，造就了王权，城市在“王权”这只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成型。分析近20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愈发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城市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不可割断的关系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脚。
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战国至汉初，人们是认定夏鲧为作城的创始人。也有筑城始于禹说，《艺文类聚》卷六三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当代学界也一般以夏代为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共识。再一次佐证了王权是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
既然筑城为君，那么在方式上便处处贯彻这一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作为主导因素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中西城市的差异时，认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那样独立的政治自治地位，是作为附属依赖于皇室，故而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有所作为，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效，因而中国城市在形式上明显显示出理性管辖的特征。
其实，西方城市也只是在中世纪之后，市民阶级兴起，城市才逐渐摆脱了封建王者的统治，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表现出新的形式。在它初始的时期和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有受王权的支配而呈现一种特殊的理性形式的阶段，其组织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贯穿着他们的意志。除古代埃及、日本和英国外，高大的宫殿、庙宇居中，环以坚固的城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早期城市的典型模式，对内对外展示着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震摄的力量。这样以实体形式传达威势信息成为所有专制主义地区和时代城市建设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世界城市的古典时期大都是以此为特征的，尽管具体的手法有种种的相同和不同。
有充分理由认为，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参变因素在城市的产生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介入触发了远古村落的细胞分裂，生成城市这个新的生命有机体，并且象基因一样主导着城市机体的生长过程及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城市的第一个起步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