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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一步促成城与市的一体化。战国年间干戈扰攘，“争地以占，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了守城，必须提高经济上的防御能力，城的大小、人口多少、粮食贮备、财富积蓄以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都关系到存与亡，故《墨子·杂守篇》云：“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时人认为，市对城的占守至关重要，《尉缭子·武议篇》说：“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又说：“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这些认识直接促成了城与市的结合。
一体化了的城与市，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军事据点，并且是商品流通的枢纽，开始具备了广阔的社会经济效果，成为兼具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双重功能的空间实体，“城市”的意义趋于完整了。
“城市”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产生，其结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目的下的清晰性与条理性。考古显示，春秋战国中原各国都城大都采用“城”、“郭”毗连结合或“城”、“郭”相套的布局方式，杨宽先生认为前种布局源自西周初期东都成周，是为了增强国都的力量。城集中了宫殿官署，是为宫城。郭则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还有相当规模的市和手工业作坊，是经济活动集中的地方。宫城的营建推行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郭的规划要旨则在于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良好运作和治安秩序，方法是：
一、以职业身份组织居住。《管子·小匡篇》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管子·大匡篇》进一步明确：“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
二、采用封闭式的里制，以防奸邪贼乱。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大体上都沿用这种里制。
市不仅是郭中商业活动集中的区域，而且由于“工商近市”，显然又是郭的平面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核心。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并出台整套的市场管理制度，开了中国古代集中封闭市制的先河。《秦律》的《金布律》即订有多项的市制条款。贺业钜先生认为，《周礼》中《司市》所述之市制，大概是以齐临淄的市制为蓝本的。
分析当时施行封闭市制的原因，可能是：
一、为公共场所，沟通内外，交连四方，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安全;
二、市为商业活动的主渠道，交易秩序关系到经济全局;
三、诚如《管子》所认为，市场具有特殊的调适功能，可用为治国的工具。其谓“市者，货之准也”，是说市场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场所。如果在市场上控制商品的价格，使商人“百利不得”，即得不到过高的利润，那么“百利不得则百事治”，各项生产就都能搞好，“百事治则百用节”，各种需求也能得到调节。这样，国家就治理好了。所以，“市者可以知治乱”，即通过市场可以透视出社会是安定还是纷乱。
此番市制在一定阶段有利于城市商业的发展，它毕竟在开端的时候建立了一的游戏规则和场地，战国众多繁荣的商业都会不能说与市场的规范没有一点关系。但必须看到，这种集中封闭的市制的建立本意不在促进商业的发展，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当然也有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而实施的管理手段。到后来，随着历史的进程，它变得落后了，越来越不能适应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它为什么还能够长久存在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特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博大根深，商品经济发展不力，没有对它形成足够强大的摧毁力。同时，在统治阶级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凸现以后，它一直被官方所利用，通过有关市制条款的订立，如具有浓厚贱商色彩的市籍制度等，体现其政策导向，为封建统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