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城市规划师城市发展史资料9-3

1．6．6．街市效应与城市进步
街市的产生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改造，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文明的铸模，全面塑造着中国文化的全新形象，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宋一段可用“承上启下”四个字来概括。这其中包含了许多艰辛复杂的工作，继承、改造、创新、发展等等，而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籍街市产生了以后的城市完成的。
以经济思想的发展进步为例，就属于街市给城市带来的开放性效应之一。
开放性是街市与传统封闭式市场的基本区别，是指市场进入权、经营的时间和空间三方面的开放。开放促成了商业繁荣的局面，也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旧有的思想认识。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在商品经济观念领域，“重农抑商”的教条遭到怀疑和批判，更明确产生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 城市平民化是街市开放的又一效应。
市坊制度的精髓在于对城市的控制，通过控制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以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显然，城市居民被置于了一种奴役的地位，被剥夺了很大的一部分自由，最高统治者是城市唯一真正的主人。街市的产生则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为广大城市居民提供了宽阔的活动时空和自由，人民群众成了城市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尽情展示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城市中首次因人民群众的需要产生了“瓦子”这样的重要的功能要素。在居室方面，大胆突破统治阶级的礼制规定。最突出的是在服饰方面，冒法僭越，刻意追求新奇，表现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渴望个性的张扬。一些反抗官府欺诈的市民活动，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街市的产生对许多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绘画，产生了市肆风俗画这样独特的题材，发展了中国绘画的现实主义，留下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不朽之作。再如戏剧，它诞生和发展的地点是瓦子，城市中市民文化的勃兴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大观众，可以说，中国戏剧是在街市这块土壤上培育成长起来的。
还有曲艺杂技，也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活动向前发展。如艺人们把街市上的叫卖声经艺术加工发展成名为“吟叫”的说唱艺术，并用此丰富其它说唱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享受。杂技、魔术在汉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有许多新的创造。说书，说浑话、小唱、傀儡戏、皮影戏等也因受到广泛的欢迎而兴旺发展。其中小唱、说书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贡献很大。
宋代的文学创作，首推宋词。词产生于中唐，入宋后曾一度沉寂。真、仁之后，因为街市瓦子中的说唱的需要重又盛行起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后经过文人士夫不断的参与创作、提高，终于使宋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瓦子中的说书艺人则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可以在宋代的说书人那里找到蓝本。中国饮食文化在宋代的大发展，也与街市密切相关。街市上书坊书铺云集，书籍作为商品大量流通，广为传播，与众多的官私学校一道，又把城市变成了一个促进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中心。
街市的产生打破了市坊制度城市的单调与乏味，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空间――物质系统。就实体而言，各类建筑及装饰小品以各自的体量、形式、质地、色彩、纹理、质感等的综合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景观；就空间而言，其形态多样，层次丰富，传达着多种信息，具有很强的个性。
街市的产生实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化，产生了与西方的广场相对应的中国的街道式城市外部公共场所，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广大而随意的场地。广大城市居民有机会更为广泛地参与和体验社会。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因此达成更为有机的共融，建立相互的各种关系。市坊制度下的城市街道，其隔离作用甚至大于其联系作用（如宵禁时），和坊墙一起把城市空间分割开来，而场所化了的街道则把城市的各个部分和城市中的人粘合成一个整体。
宋代一年四季接连不断的节日，制造着种种不同内容的“场合”，更加强化了城市的场所感。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洋溢着一种狂欢精神，调节着人们的身心状态和生活节奏，对封建压制下的劳动人民是难得的松驰时刻，也具有释放不安定能量，稳定社会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街市又成了社会控制的安全阀。
明代的北京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8月，明军攻入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府。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架崩，其孙建文帝即位。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升北平为北京（今北京之名即由是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成祖朱棣以北平势踞形胜，系“龙兴之地”，更为了控制北方，打击割据漠北的蒙古封建主地方势力，决定迁都，遂于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并于翌年开始营建宫殿、坛庙。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步完工，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更加雄伟壮丽。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型，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每城周围又绕着宽且深的护城河。纵贯南北、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外城南面正中的永定门是起点，皇城后门之北的钟鼓楼是终点。紫禁城沿中轴线的主要建筑从南往北依次为……明代北京街巷排列采取方正平直的形式。全城共分36坊（内城28坊，外城8坊），内城街道从长安街以北，仍沿用大都城之旧，长安街以南，以及外城街道则大部分沿用旧路，或在已废沟渠上改建新路。正阳门外、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是外城和东西城的三个主要市场。此外还有集市。
清代的北京
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女真族的后裔）就已在我国东北边陲的长白山下逐渐强盛，并崛起于东北的大地之上。1644年5月打败李自成占领北京，同年9月由沈阳迁都北京。《清统一志》说，清初“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内，除继续修建“三海”（南、中、北海）的皇家园林外，不把主要的财力、物力用于开发西郊的园林风景区。诸如畅春园、圆明园、青漪园（即万寿山颐和园）……。东起海淀，西迄香山，皇家和王公大臣的园林连绵不绝。
将内城划为八旗驻地，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汉、回民等一律搬到外城居住。
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两白旗驻东：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两红旗驻西：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两蓝旗驻南：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
居民的多元化：汉、满、蒙、回等，还有藏、维吾尔等。“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尤其是前门一带商业十分繁荣。琉璃厂文化街市是清代北京文化昌盛的标志之一。国子监中有汉、满、蒙古等族的儒生，也有日本、越南、朝鲜、琉球、俄罗斯的学生。
新中国城市规划的若干问题
新中国城市规划历程常用“两个春天”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和80~90年代。
一、学习苏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工作部门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的基本建设处。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国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工作。
“一五”期间，城市规划与其它行业一样学习苏联，从规划理论、规划程序、规划方法到技术标准。方法主要是聘请苏联老师来华指导工作。1952年到1959年，建工部（城建部）先后聘请穆欣、巴拉金、萨里舍夫为苏联城市规划顾问组组长。苏联顾问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有：城市规划要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特别要注意对人的关怀，重视对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发挥城市规划的综合协调作用。
二、联合选厂
“一五”期间，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厂址的选择。采取的方法是有国家建委同意组织选厂工作组，吸收有关部门，如城建、铁道、交通、地质、水利、电力、公安、人防、卫生等部门参加，进行实地考察，现场研究方案。工作组分工业、城市、交通、能源、工程地质、水资源等若干小组。小组讨论，大组集中。
好处（赵士修）：第一，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取得共识。第二，发现问题，就地协商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从区域发展来安排工业厂址，有利于拟定出较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
三、青岛会议
1958年初，毛泽东主席视察青岛回京，称赞青岛城市建设好。建设部遂派人考察，把青岛的城市建设特点概括为五条：城市用地功能分区明确，工业区、海港区、生活居住区、游览休憩区分布合理，安排有序；道路建设随坡就势，起伏有度，街道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得体；建筑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城区特别是东部和南部地区山、海、城等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融为一体，相映生辉；规划统一，成片建设，加强管理。于是建设部决定在青岛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主要任务是交流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经验，部署今后城市规划工作。中国建筑学会也决定届时在青岛举行专题学术研讨会，分析总结青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色。
6月下旬召开。刘秀峰部长做报告。讲了10个问题。要从全面出发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从区域着眼；大中小城市相结合，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在大城市周围建立卫星城；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现代化城市；城市规划的标准、定额问题；在适用、经济的基础上注意美观问题；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问题；旧城利用和改造问题；县镇规划和建设问题；关于农村规划和建设问题；如何多快好省地进行城市规划建设。
四、《城市规划法》出台
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是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会议对城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发展的方针，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特别指出：“城市市长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好，”并要求“尽快建立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制”。
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是80年代末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雏形和基础。
此草案经修改后，国务院先作为行政法规于1984年1月5日颁布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有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经过多次修改，1989年12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的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五、更新规划观念与改革规划程序
背景：
1980年以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城市规划提出许多新的课题。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城市中全民经济、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同时并举，加上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城市规划工作就要以新的观念、新的章法来分别对待，以适应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发展的需要。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城市的流通职能进一步突出，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日益加强。这些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城市规划的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
三是住宅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兴起，特别是城市土地有尝使用制度的实施，对城市规划和规划管理工作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规划运行机制，使城市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各类建设项目各得其所，城市环境不断改善，以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总之，城市规划的依据，不再完全靠国民经济计划，要改变静态的计划经济观念，树立动态的市场经济观念；城市规划的内容，不能局限于物质空间布局，要树立全面研究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综合观念；城市规划的视野，不能光集中在市区本身，要树立从一定地区范围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观念。所有这些变化，使原有的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不完全适用了。
经过多年的实践，城市规划的程序、内容有所变化，并形成了新的规划系列。
一是普遍开展市域城镇体系规划。
二是大中城市较普遍地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开展分区规划，在编制详细规划之前增加一个新的工作层次。
三是详细规划分为两类：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六、开展城镇体系规划
背景：
80年代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破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封闭式的城市经济管理体制，代之以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系，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不同网络型的经济区。此外，随着“市带县”体制的推行，以城带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建立。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广泛地开展了城镇体系规划，从区域范围来研究安排城镇的发展和布局。这是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大发展。
我国开展城镇体系规划，最早是从上海经济区开始的。
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并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4年2月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建设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开展上海经济区城镇布局规划工作。
1984年，为适应国家计委编制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的需要，建设部城市规划局开始组织编制全国城镇布局规划纲要。
规划的编制主要依靠各省（市、区）部门，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1985年10月《全国2000年城镇发展布局规划纲要》的成果完成，报国家计委纳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同时发各地作为各省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修改、调整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民政部还把这个规划纲要作为编制全国设市规划的参考。
《长江沿江地区城镇发展和布局规划要点》，1986年初由建设部城市规划局组织编制。
1990年12月，建设部城市规划司与国家计委国土规划司共同组织开展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与布局规划工作。1992年10月，建设部与国家计委在乌鲁木齐联合召开会议研究规划的初步成果，并经修改形成《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与布局规划要点》。
通过近10年的工作实践，城镇体系规划在全国普遍推开。从地域范围来看，城镇体系规划可分为全国、跨省、省域、省内经济区、市域、县域等六类。
城镇体系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预测区域城市化进程和城镇人口的发展数量及其分布情况；
二是研究提出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镇分布体系，并原则确定主要城市的性质、发展方向和人口用地规模；
三是研究并提出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布局；
四是研究提出区域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设想。
七、双重领导的国家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