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史讲义五

自然环境――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首重因素
1）  城市作为“人居环境”要求良好的外部自然条件
历史发展到今天，城市的内容和形态千差万别，我们已经不能用一个综括所有事实的意义来说明“城市”，所以人们从各自的认识和需要出发，给城市下了许多定义。但无论如何，城市首先是一种居住形态大概是无可否认的。在《雅典宪章》认定的城市的四大功能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活动，另外游憩与工作、交通一起，并列其中。我们不应忘记，城市的第一属性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人居环境”。
要想营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首先要选择一个好的地点。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城址的选择受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在最初的时候，自然环境是起决定作用的首要因素。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物产，以及良好的地形地貌和山川河流，是倍受关注的几项主要条件。
2 ）自然环境优越的古三河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区
以所谓的三河地带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区[秦汉以前三河指河内（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黄河以南的华北平原）]。从当前公认的我国城市的起源时期夏朝开始，古人就在这一带建城设邑。
    a. 夏代都城游移于伊、洛、河、济地区
   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豫西的伊洛流域是夏族活动最主要的区域，如鲧的传说，禹居阳城，启有钧台之享，太康居斟寻，夏桀所居等。另外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地区还有晋西南的所谓夏墟，如，禹都安邑，夏启居西河，胤甲居西河，桀居安邑等；还有豫北晋东的河内地区，如，帝杼居原（今河南济源）等；还有豫东鲁西地区所谓济水上中游一带，如帝相居商丘，居帝丘（今濮阳）、居斟灌（有寿光说、淳于说、观县说等不同），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等。
　　在这些地区内，夏的都城常有迁徙。迁徙是殷盘庚之前的常事，即所谓的“不常厥邑”。王国维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以此来说，夏都所迁，均不出伊、洛、河、济地域。
　　至于迁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细考。夏王朝在诸侯林立之中建立了第一个统一政权，都城不稳或被夺取而被迫迁都是其一，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不断寻求新的更为富庶的地区以求得供给，诚与商代都城一样，是所谓“视民利用迁”。“所迁新地要与原地隔上一段距离，以保证其剥削来源不致落空。这应该是这一时期‘不常厥邑’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如果对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是夏代城池遗址的地望作一观察的话，即可发现它们自然条件的良好。比如河南巩县西北稍柴村的“夏都”遗址，可能是太康所建，背靠嵩山面临两河，处于伊河与坞罗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地势较高而平坦，山水相连，适于发展农业生产。少康之子帝杼所都之“原”，整个遗址坐落在太行山与蟒河之间的广阔平原上。《水经注》卷二二谈到禹都阳城的地望时说：“颖水又东，五渡水注之，……东南流入颖水，颖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钧，伯益避启，并于此也。……县南对萁山。”
    b.  自然环境是商代都城频繁迁徙的重要考虑因素
　　商代都城在历史上的迁徙不定人尽皆知，向有“前八后五”之说。“前八”是指契至成汤的“先公”时代的八次迁徙，王国维认为这八迁是[3]：契自亳居蕃，一迁；昭明居砥石，二迁；昭明又迁商，三迁；相土东迁泰山下，四迁；相土复归商丘，五迁；殷侯（上甲微）迁于殷，六迁；殷侯复归商丘，七迁；汤始居亳，八迁。基本是在今天的商丘和安阳一带。成汤立商后的“先王”时代的五迁，史载不同，古本《竹书纪年》记分别为仲丁迁嚣，河旦甲迁相，祖乙迁庇，南庚迁奄，般庚迁殷。《尚书序》和《殷本纪》记祖乙所迁分别为耿和邢，无载南庚迁奄，其余相同。
　　如此频繁迁都的原因，历来说法纷纭，概况起来有五：一是“去奢行俭”说，汉儒即成此说；二是顾颉刚等主的水灾说；三是郭沫若的游牧游农和傅筑夫的游农说；四是郭沫若的阶级斗争说；五是比九世乱和“恪谨天命”说。对于这些见解，需要采取辩证的态度，不能认为谁掌握了“绝对真理”，因为它们可能都说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正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每一次迁徙活动。
　　客观原因中，无论避灾说也好，游牧游农说也罢，都是要寻求更好的自然环境以利生存。起码盘庚迁殷显然是由于新都更有利于农事。这里是中原地区的偏北部，西有太行屏障，东有黄河天险，南面和北面是起伏的小丘陵和广阔的平原，四周地势平坦，洹水横贯其间，水深土厚。在旧都土地使用较久，转为瘠薄后，于是辗转迁居于此。《尚书?盘庚篇》中记有这次迁都，古史简朴，不过些许端倪还是流露在字里行间中。随后，商王朝在此相对稳定达273年。
    3)  富庶的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又一个重心地区
　　周代商后，退还关中营建基业，除却故地人和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使然外，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决定因素。《诗?大雅?绵》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关中的膏腴沃壤养育壮大了周人，而此时中原三河地带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作用下，土地使用过度而日见衰竭，已不堪负载集中稠密的人口，从而使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重心历史性地转移到了关中地区。从丰、镐二京到秦咸阳、汉长安，这里差不多是唯一适于建都的所在。我们可以从刘邦的谋臣娄敬、张良力谏建都关中的说辞中，可以从张衡、班固、杜笃等人的歌赋中，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的描述中，从“天府”、“陆海”的称谓中，想见这里的富饶。既有稻、梨、粟、桑、麻、箭竹，也有金银铜铁、玉石、豫章、檀柘等珍奇物品。
　　依托着富饶的区域自然条件，围绕着都城发展起了城市群。汉代在长安周围奉行陵邑制，即在每个皇帝陵园附近建一座陵邑，内有护陵的官员、卫队、宫女，特别还有从外地迁来的豪富，《太平寰宇记》卷二六说：“汉初徙关东豪杰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五千户”。这样每个陵邑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数万人的繁华城镇。汉初这样的陵邑共七座，它们不隶于郡，直属太常。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诸陵邑分属三辅。
　　秦咸阳的建设也有“城市群”的意味，南朝建康是继秦咸阳和汉长安以后的又一个城市群。
    4 ) 春秋战国城市选址的环境意识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城市自由发展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建设经验，产生了初步的城市规划理论，包括对城市选址有了科学的认识。
　　今天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管子》中的许多论述，比如《乘马篇》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度地篇》中的“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名之曰金城。”
　　《度地篇》还进一步明确了防灾意识，提出要避免“五害”，即水、旱、风雾电霜、厉及虫，并以治水为首要。这些都是建设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使人民居家和乐所必不可少的，即所谓“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在实际中，也可看到很多城址条件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例子，甚至对城市的风俗习气都有作用。
　　齐国临淄旧为商代夷族薄姑氏故地，带山披海，自然条件优越。城池建在地势较高的临淄河冲积扇形地面的前缘，城北是黄河三角洲的南端，那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牧场，城东北是莱州湾，多产鱼盐，城南山区矿藏丰富。临淄自姜尚营建开始，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到公元前221年为秦所灭为止，共830年之久，城市发展极其繁荣，号称“冠带衣履天下”[4]。
　　至于说自然环境影响到习俗则典型如邯郸。赵国和宋、中山等国一样，以土地瘠薄闻名，邯郸虽然也是战国时有名的大都会，但它发展的基础不是物产，而是优越的交通条件。土薄民贫，以至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弹弦玷屣，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5]。
    5 ） “山水相连，封闭内向”是中国古代城市理想的外部环境模式
　　总之，古代城市作为人类开始聚居之所，总在寻求最好的自然环境，以尽可能取得食物的丰足，居住的安全与舒适，及营造工作的便捷。再具体分析一下各类城市周围环境的特征，便可发现多为山水护卫，构成相对封闭的环境单元。城池负阴抱阳，坐落其中。这样的环境单元随城市等级规模的不同而大小不一，或着眼于区域乃至全国的大环境，或仅限于目力所致。
　　如《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商都殷墟的形势，吴起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周人一向注重择地，《诗?大雅?公刘》就记载了周的祖先公刘率族人迁居到豳（bin,今陕西彬县、旬邑县一带），选择水源充足的肥美平原、适于建筑的向阳高地，安营扎寨，拓田种地。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他对周公谈及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延于伊?（rui，河流汇合或弯曲的地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山名），北望岳鄙（太行山），顾瞻有河（黄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以为适宜建都。
　　翻开众多的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处于山水环抱之中的格局描述，这便是中国风水思想中理想的“风水宝地”，对它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始终，大到城市，小到村镇，再到一房一屋，无不如此。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6]，最早表述了中国文人士夫心中向往的居家环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6）  自然环境陶冶影响深远
　　依山而傍水，内向而自在，富裕而悠闲，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理想模式。这样的环境影响到中国人对城市、建筑、园林的基本意识与具体的处理方式，影响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陶冶出中国人特有的对自然的亲近和认同，构成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
2．城市形态
张衡《西京赋》谓汉长安规划“览秦制，跨周法”。
先修宫城，后修城墙。历汉高祖、汉惠帝、汉武帝三代，才初具规模。
不规则正方形，缺西北角。俗称“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或称汉长安城为“斗城”。
形态成因的两种说法：主观说；客观说。
杨宽对汉长安的独特看法：西城东郭。
3．宫殿
――长乐宫。原秦的兴乐宫，位于城的东南。
――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由萧何监修。
――建章宫。
――桂宫。
――北宫。
――明光宫。
宫殿分布在城的南部和中部，其面积约占全城的二分之一以上。
4．园林
――昆明池。长安城西南，周围四十里。开凿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它的开凿与长安城的用水有关。池水源于汶水，再建渠道引池水入宫区和城内。
――太液池。在建章宫、未央宫西南。史书载，太液池周围十倾。中起三山，象瀛洲、蓬莱、方丈。
――上林苑。皇家禁苑。原为秦旧苑，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开。方三百四十里，今蓝田以西，周至、户县以东，渭河以南，秦岭以北大致都属于它的范围。“离宫七十所，皆容千骑万乘。”“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苑中有各地官员献的名果异卉三千余种。
5．街道与住区
史书记载，长安城有“八街九陌”。华阳街。章台街。藁街。香室街。夕阳街。尚冠街。炽盛街。太常街。
史书记载，汉长安城有闾里160处。“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多位于城的北部和东北部靠近宣平门附近，也有住在城外靠城门附近的地方。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有户八万八百，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加上皇族、士兵、流动人口，约五十万左右。
6． 市肆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列，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阖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
7．陵邑
陵邑――汉代新建制。原为守奉山园陵寝而设。后因人口众多，工商业也很发达，已经演变为经济实体，故元帝时改为三辅地方行政建制。终西汉之世，长安近郊共置七个陵邑：长陵；杜陵；霸陵；平陵；
安陵；茂陵；阳陵。杜、霸二陵在渭南，其余五陵在渭南。故《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独特的“卫星城”。《史记?货殖列传》：“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说明工商业发达。“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8．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8．1．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中心
8．2．经济
    手工业：建筑业、丝织业、造船业。
    全国的商业中心。西汉的六大商业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长安是全国物流的中枢，特别是它控制着西北、巴蜀两大地区的贸易。大小商贾主要在东西市交易，尤以西市为胜。
8．3．文化
1）图书的抢救、收藏、整理工作
“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是一次避免焚书的文化遗产抢救。刘盈即位，惠帝四年三月，诏“除挟书律”，即废除了秦朝不准民间藏书的禁令。
2）人物：
经济学家、政治家董仲舒；历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司马相如；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闵；农学家赵过；外交家张骞；音乐家李延年
3）学校：长安的学校有官学，称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