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师对于集体行动视角下的社区规划辨析与实践

“城市修补”“填补城市设施欠账”“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等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出台预示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面临双重时代背景：存量空间品质优化提升与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融入到社区环境品质的改善之中，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尤其是面向社区这一基层单元的社区规划。

西方的社区规划经历了从物质建设规划到社会生活规划转型的历程，在规划内容上越来越倾向于综合社会、经济与空间等要素的综合性规划，在实践方式上越来越倾向于地方社区层面协作式的规划，强调以社区自身完善为动力，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与公众共同参与促进生活品质提升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的社区规划起步较晚，目前仍停留在以物质形态设计为主的阶段。一些学者将倡导式规划、参与式规划等理念引入我国的社区规划，但长期以来我国社区规划对这些理念的实践仍停留在表面上。这一方面与我国城市快速扩张时期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不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上述理念缺乏理论支撑相关。随着存量优化时代对社会空间属性及社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构建我国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基础理论框架迫在眉睫。

本文引入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通过探寻集体行动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关系来辨析社区规划的对象、目的和手段，为我国参与式社区规划的编制提供基础理论支撑，进而以笔者参与的实践项目来证实理论在现实运用中的可靠性，为社区规划编制提供借鉴。1理论基础：公共物品供给与集体行动

基于排他性与损减性强弱程度的组合，物品可分为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公共池资源”和纯公共物品。其中，就公共物品而言，纯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非排他性和非损减性，而“公共池资源”则具有消费主体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强损减性。因这些属性的差异，不同类型物品的供给主体、方式和效率等也较为悬殊。其中，就公共物品供给与集体行动的关系而言，有两种观点：

(1)以Olson和Hardin为代表的“公地悲剧”说。这种观点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说上，认为对个体而言，不论付出与否都可以享受相同的公共物品供给，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会毫无节制地使用公共物品，而没人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去限制自己的行为或为有效的管理采取行动，因为自利导向的理性个体都有强烈的冲动去“搭(付出的人的)便车”。如此，理性人间的集体行动会陷入“囚徒困境”。理性人(市场)难以有效供给公共物品，导致过度耗损也是难以避免的，纯公共物品需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供给。

(2)以Ostrom为代表的“集体行动”说认为集体自治组织相比政府和市场能更有效地治理“公共池资源”。该论断质疑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并非都是完全理性的，而是有多种偏好类型。一些人(如乡贤等)更看重互惠互利。在可以面对面观察成员行为、集体可自设监督与惩罚机制等前提下，互惠倾向的人偏向条件性合作与条件性惩罚：条件性合作者自身可信度高，同时也看重他人的信用和不断增强的互信;条件性惩罚者则倾向于惩罚失信的人。由于成员偏好可观察，在多轮集体行动的“游戏”中，最终可信之人方能生存：一方面，同一行动情景下的重复性选择会改变个体行为，使其由不合作转向条件性合作;另一方面，新进入的成员也将适应集体制度，成为可信之人。通过系列实验，Ostrom总结出集体行动的基本原则：①互惠互利人的存在、数量与偏好的可辨性。群体的社会关系越紧凑，成员间紧密联系和熟悉的程度越高，社会资本越强大，越容易产生集体行动，即促进集体行动在于增进群体内部互信。②成员规模和偏好同质性。规模过大会造成较高的协商成本，阻碍互信的形成，相同偏好则有利于互信。③成员和社区资源的稳定性越强，互信机制越容易建立和维持。④群体自我决策的能力越强，越利于成员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和监督，推动自组织安排和“公共选择”。

综上所述，就社区发展而言，维持社区成员稳定、强化成员互惠互信的紧密社会关系、引导合理规模的群体自组织是促进集体行动及社区成员在正式和非正式的集体选择中有效治理“公共池资源”，实现公共物品有效、持续供给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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