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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中,小商业与小规模制造业及一系列的临时工种被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所吸纳,计时或计件工资以及自由职业现象日益增多。在此后世界各区域的数次经济危机及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全能政府”的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扩散,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崭露头角,某些大规模生产逐渐让位于后福特主义时期以极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小批量、多品种、零库存、低成本和短周期为主要特征的“柔性专业化”生产模式。
在此背景下,城市“非正规性”(Informality)这个词首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世界劳工组织”对“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①的调查报告中,关于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范畴。与此同时,全球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中出现的非正规空间生长和正规空间的非正规使用现象放量增长,逐渐吸引了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建筑、景观、人文地理与城市社会学等一系列以城市建成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广泛关注。
从平民窟、棚户区、城中村到露天市场、街头摊贩、自发利用的城市飞地,随处可见的、游离在“正规”制度与规划管治之外的大量城市非正规性自发生长和演进现象与机制成为研究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以“欧美中心主义”和“功能主义”为立论基础的西方主流城市化理论与研究框架无法解释甚至根本性地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诸多非正规性城市化现象,既有的指导原则也不完全适用于解决城市化的非正规性所产生的问题。这种被忽视的城市非正规性,无论是作为一种动态化的城市化进程,还是作为相对稳定存在的现象(空间实体或经济活动),都和城市整体(包括正规性城市化发展)具有结构性的联系,城市研究尤其是城市规划与管治研究因而面临着认识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危机。因此,在“南半球”(Global South)②相关理论的呼声中,城市非正规性发展的规划治理途径是目前一个新的前沿领域和研究热点。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非正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直接推动了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空间的快速增长,为进城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与生存空间。由此可见,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理途径的研究对于我国城市发展而言尤为必要。在此背景下,本文以Cite Space计量分析为基础,梳理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理的中外相关文献,图谱式呈现目前国内外研究在此议题上的进展,包括研究与实践的热点、思路、成果、经验、空白及发展趋势等;尤其通过中外文献的比较评述,精准定位我国城市非正规性发展的特点与问题,指出在我国城市现实的社会与空间背景下,非正规性城市规划治理途径研究的空白、误区与潜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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