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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章内容的安排以国外国内并重，理论、方法和应用兼容为原则，力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西方城市地理学的一般理论，在前面提到的两本书中有大量的介绍。本书将增加对有些理论的讨论和评价，目的是便于读者在吸收这些理论时，不至于生搬硬套，可以有比较、有选择，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有创新。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能指导实践，解决问题，因此本书在力求讲清楚有关概念和理论的同时，重视有关方法的介绍和探讨，并提供一些应用适当方法去研究我国问题的实例。笔者也一直希望，城市地理研究应该能为国家制订正确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方针政策出谋献策，在一些章节笔者也冒昧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不管它正确与否，能否被接受，但它作为一家之说，代表了笔者的思想和为国家服务的良好愿望。总而言之，如果本书能以多一点“研究”的成分，对以前几本我国的城市地理学综论性著作作一点菲薄补充，笔者已心满意足。
用城市地理学的学科体系来衡量，本书远不够全面和系统。有些内容，是因为论述的书籍甚多(如城市发展的历史)，无需重复;有些内容，国外的研究很多，但离我国的实际较远，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如城市内部结构);有的研究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缺乏必要的文献。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笔者对这些问题还知之甚少，因此索性不求面面俱到，把未及领域作为笔者努力的方向，留待今后继续探索。我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队伍已经相当庞大，而且发展前景十分乐观。笔者深信，以中国为主题的一系列的城市地理学专著正在孕育，它们的问世指日可待。
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世界风云变幻，全球政治地图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书中涉及到一些政治实体的统计资料或论述，如苏联、西德、东德、南斯拉夫等等，都已无法一一修正或替换，现按原稿付印，代表的是原来的政治实体概念，在文中不再一一注出，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很早就把本书列入“经济地理学理论丛书”的选题之一。成稿以后，有的同志提议，按照学科的分类，该书列入“现代地理科学理论丛书”可能更加贴切。提议得到了两个丛书编委会的支持。就本人而言，该书得以出版，两个丛书编委会的支持和鼓励都是极为珍贵的，在此谨表示深切的谢意。在写作过程中，笔者的老师仇为之、张景哲、胡兆量、杨吾扬、魏心镇等诸位教授，曾给予亲切教诲和热情指导，周舜武、叶冰同志审阅、润色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刘威同志清绘了书中插图。笔者还参阅和引用了数百位学者的论著、资料。对各位师长、同行、朋友提供的帮助，笔者都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敬请各位不吝指正。
周一星1992年3 月于燕园《现代地理科学理论丛书》序言历史的时针正日益抵近21世纪。作为人类精神力量充分体现的科学，展示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旺盛的活力。无数知识群体在集结增长，学科体系在碰撞凝聚。作为科学之一支的地理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激烈的科学角逐中，正以“地理科学”的崭新面貌，孕育着新的进取与开拓。
从地理学到“地理科学”，并不是简单的用词转换或提法的翻新，它标志着内容体系、结构层次与方法论的新构建。这种内在的科学属性的新变革，既渊源于学科内源演化的动力牵引，亦得益于科学整体发展的有力促进，是适应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产物，是地理学适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地理学家张其昀就断言：“中国地理学自有中国优美之国风与其独擅之才力”(竺可桢：《新地学》，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历经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地理学界与科学界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终于提出了“地理科学”的新概念。钱学森先生一再谦逊地将这一概念的提出归功于中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他说：“地理科学实际上是竺可桢这位老前辈早就提过的”。
钱学森所倡导的地理科学，与国外地理学者提出过的地理科学有着明显的差异。1963年美国科学院和全国研究理事会成立地理学特设委员会，以考察地理研究对科学总体的促进和潜在贡献。1965年委员会主席E.A.阿克曼著有《地理科学》(Science ofGeography )一书，确定了包括自然和社会内容的4 个研究领域，但仍局限于传统地理学领域有限的扩展。苏联地理学家B.Б。索恰瓦1978年也曾提出过“地理科学”概念，给出了地理科学的组合图式，并明确表示赞成地理学是一个科学体系的提法(B.Б。索恰瓦：《地理系统学说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但作者的主旨在于阐述地理系统学说。这两位学者均未对地理科学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科学属性与实质进行充分的论述。钱学森提出的地理科学，则是在传统地理学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全方位拓展与创新，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其科学地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并列。按照钱学森的诠释，地理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美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并列的现代科学门类;不再是单一学科，而是一个学科体系的集合。